代清

    各地的战乱，终于告一段落，陕西的、辽东的、京畿的、福建的、湖广的，有的平息了，而有的正处已酝酿的阶段。暂时爆发不出来但是不管如何，从面上来看，百姓得到了休养的时间，经济得到了恢复的时间。虽然此时天灾仍在继续，但是小规模的战乱已经不再能够动摇这个国家的根基了。

    台湾的回归。福建海禁的开启，以及政府对商业的鼓励，使得沿海的商业在高速发展。

    为此，梁涛还在福建和广东分别设置了海航贸易司，下辖民政和官政两部，民政是来管理百姓的税收的，而官政则是官府自己的贸易，它的数量自然要远超个人的贸易数量。

    打败了荷兰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是战败的荷兰也不甘心失去贸易途径，都来与大明建立了贸易关系，大明的福建水师在朝廷获得了巨大的税收和利润之后大幅度加船添炮，已经有了海军的初步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其他国家的商人以安全感，于是又促进了商贸。

    除了正常的贸易，大明还从其他西方诸国大批聘请武器工匠和火枪军队教官，极高的报酬使得不少西方退役军官十分乐意效劳，因为大明允诺若是他们某一天厌倦了教官生活，则可以立刻离开，大明政府绝不阻拦。这些军事交流也大大促进了国家间的交流，因为西方诸国除了海上殖民地入吕宋以外几乎与大明没有可能发生国土上的争端，而大明也大方的承认吕宋不属于大明国土，这使得双方接洽的很愉快，特别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吕宋也不是他们的殖民地，至少现在不是了，其早就被葡萄牙占据了。

    而他们的防范意识还没有想到几十年甚至百年以后，更何况他们在大明的贸易数额绝对可以是来往的每一位商人成为巨款，既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大明的纯火枪军队正在筹建，初步计划是五万人，其中一万人的武器几乎是全部从国外购买而来的，因为大明的科技实力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比如大明的火枪发射速度依旧不如人家的快，准头也不如人家的准，还有杀伤力等等。还有，大明的生产力还很弱，至少在火炮的生产速度方面还跟不上。

    巨大的陆战武器订单使得西方诸国欣喜若狂，纷纷抢着保证质量和生产速度，有时他们对对大明调派教官之事也更加上心，人员更加经验丰富。

    不得不说，皇太极定都北京实在是一招臭棋，因为北京的局势实在是太过糜烂了。

    西、北京畿时常天灾，百姓需要救济不说，汉、满矛盾剧烈升级，还有那股声势浩大的境内的农民军，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这些汉狗，一面向我大清投降，一面又向那些乱军提供钱粮和情报，当真是，当真是可恶！

    皇太极终于明白崇祯皇帝的苦楚了，这天下，四面都难再！

    背面的宣大军团、东面的秦良玉每个月都要来那么一次，可主力又没办法调过去还击，南面有辽东解难军，他们也不是吃素的，主力一调走就他就来事，西面的农民军有粮、有人，光是依靠汉军去对付确实有困难，北面”唉，他但又能如何呢？

    京畿就像一片沼泽地，四面八方全是坑洼。

    辽东建州的局势虽然并算不上笈发可危，但也不尽人意，唯一可喜的是巴图海击败了喀拉喀骑兵，扩展了数千里疆土。

    一想及满清的主力女真骑兵，皇太极的头就大了起来。如今的满清骑兵，和入京之前的简直判落两人，以前骁勇的战士，一入北京这介。温柔窟，就完全变样了，从每日上朝的将领身上，皇太极能敏锐的感觉到，勇敢的气息正在一步步的远离这些大清的勇士。

    无数的大清将士渐渐吸收了明朝军卒的痞子脾气，不断地强抢民女，**掳掠，各地汉人官员敢怒不敢言，而在满人官员眼里，这是作为一个战胜者的胜利，理所当然，他们当然不会阻止，皇太极坐在紫禁城里，竟然再过了个把月后才知晓各地为此多出了无数的股乱军。

    无数的大明京畿百姓愤怒了，夺妻之恨、辱女之仇，不可不保啊！

    皇太极猛然发现，北京竟是一个庞大的死地，就像一锅温水一样，一点点的将整个大清像青蛙一样给蒸熟了。

    枭雄般的手段，他在一次次的施展之后，突然感到一股疲惫。

    一批大清的将领被斩首，虽然安抚了诸多大明的奴才，但是后果就是许多的大清将领对他这个大汗，哦不，大清的皇帝心生不满，因为他们需要劫掠，这才是草原人需要和喜欢的生活。

    满汉的矛盾也仅仅是暂时安抚下去而已，等到下次再次被激发起来之时，它只会更加汹涌。

    昭武四年年关前，大明小皇帝朱慈恨以破奴非一朝一功也，乃以南京为陪都，举朝南下。

    大明的气象如今是越来越好了，再史上由于东被建奴和陕西流寇，大明朝廷不断地加税，百姓苦不堪言，然而现在，税不但没加，反而在逐渐废除一些不必要的什么辽饷、练饷、人头饷等等，而且各地的官员监察力度也越来越强，不少贪官污吏无论后台多硬，纷纷落马。

    大明首设全国监察司，以历史上脾气最硬的史可法为首、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刘宗周等人为辅，代天子巡视各地，百姓凡有冤屈者无不得其申诉，一时间国朝各地百姓闻史宪之史可法字之名无不欢欣迎之。

    陕西、山西的天灾个严重，但在前几年尖规模强制推广了红薯等抗灾仁册心，两省的灾民特别是靠近大同的灾民已然不再会出现易子而食的惨象了。

    陕西的流寇队伍如高迎样、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已经被从太行山中赶入了京畿之地，而老回回则投降了国朝，这是前几年的事了，也是他们铁板铁板铮铮上在当时的局势之下唯一的选择。

    失去了头领的陕西流民虽然依旧在天灾之下不断发生大大小小的暴乱，但好在老百姓靠着生命力顽强的红著等作物还能有一口吃的，国朝的府库里开始有了余钱，各地的赈灾”从江南各地买了粮食运到陕西还是十分及时的。

    天启年间的河南巡抚杨作揖、淅江右参政林日瑞又分别调任陕西和甘肃，使得大明灾情最重的两地的吏治得到有效的管理，

    又以礼部右侍郎蒋德骡为山西巡抚，这些人都是素有贤名之人，以前都有冒死直谏崇祯帝或者在魏阉党政之时不与之同流的好名声，都是值得委以大任的。

    台湾自收复以来，官府用各种物资如食盐、丝绸其他蔬菜粮食与台湾百姓等价交换或者用钱财收购当地的粮食，台湾本就物产丰富之地，而人口虽然不稠密，但光是汉人经过上百年的繁衍和从各地迁入台湾岛的人口就达到了十万之数，还有人数更众的高山族百姓，于是成批的粮食被顺利的买入了中原。

    除此之外，朝廷针对各地的藩王及其子孙也做出了政策调整。

    根据户部和礼部对大明宗室的人口每年更新的记载及对他们每年供奉的支出记录，大约二十万宗室人口在大明王朝不得做官及经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从而消耗了大明的无尽国力。

    庞大的宗室，耗费了不知多少国家财富、民脂民膏，特别是明中后期，巨额的宗禄开支使人人的赋役负担日益繁重，也造成明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如嘉靖三十一年，全国税粮总收入为丛万石，而各王府的岁禄开支就达甥万石，占全国税粮总收入的概，供养皇室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王府多的地方负担更重，嘉靖四十一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口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引3万石。万历十九年，山西临纷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税粮的继％和税银的匆2％，其次才是军饷占税粮的丑,和税银的强2。

    因此，日益膨胀的皇族宗室人口和负担，明王朝始终没能很好解决，供养皇室成员成为国家经费中的最大开支，这是明朝最严重的问题之上。

    因为分封制度，是朱元樟定下来的万世不易的祖，谁也不敢去动它。可以说，朱元樟当初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来，“夹辅皇室”相反，宗室问题变成了导致明王朝朱氏天下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地皇亲贵族们生活来源原本乃是是按不同爵位享受的多寡不一的年捧。亲王郡王们的日子当然好过，皇帝还赏赐给他们庄田。但是远支疏族的宗室因为失去谋生手段，就难以维持和皇族相应的体面生活。为此，万历二十三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的禁令被解除了，天启二年开始为宗室专门举行会试，叫做宗科。

    昭武三年比天启年更为深入彻底地解除“宗室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也不得经商赚取钱财，的规定，但是责令各地藩王子女在国朝困苦之期因自食其力，而非待朝廷供养。

    并且逐步向各地藩王收回田庄，削减各地藩王极其子嗣的年供奉，便是各地勋臣贵族后裔也在渐渐回收，或用钱粮购买，或是其犯了罪而收回的，反正在明代封建诸藩中，很难找到没有劣迹的藩府。而诸藩中，为恶多端者又比比皆是。如此一来，既收了民心，又使朝廷有收入，虽然许多地方总会有些许动乱，当相比于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些都是值得的。

    除此之外，昭武朝廷规定了只有每个藩王的直系子孙才可以享受大明朝廷的供奉，其他的子孙的爵位要隔一代就要削一级爵位，供奉都要减半，除非他有特大的贡献，但是若是他从事其他行业自食其力，国家给予政策上的优惠。

    温和做法，比如诏唐王、桂王、代王、鲁王这些大明素有贤名的藩王与国朝闻难之际入朝效力，允许他们捐钱纳粮，为国效力，给各地藩王树立榜样。

    当明朝到了如今的地步，并非是许多有志之士意识到需要草新，便是朱家的子孙也有不少开明之人知道需要变革和支援。他们不愿意太祖皇帝的江山就此沦落，不少人甚至在北京第一次被围的请求朝廷准许他们招兵带兵勤王，但崇祯帝害怕各地藩王佣兵不轨，故而反而下旨斥责。

    各地反响不一，但由于襄王的前车之鉴，再加上国家的政策确实落实得让那些王亲贵族们还能活得下去，还没将他们逼上死路，甚至宗科的全面开阔，使得它们有机会取得更大的荣耀，而不是整天躲在只能束缚在宅子里玩女人。

    国家严峻的形式使得汉人当中的有志之士也开始响应改革的号召，许多人认为梁振华此举由当初张居正大刀阔斧改革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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