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对话(2)
生于乱世,一垒孤军,少贫,全局观的战略感,北伐中原,志向无法延伸时,走向死亡。三军不可夺匹夫之志。这交相辉映的两段话,岂不快热血男儿之万一。《三国志》载魏文长“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衿高,当时皆避之”;《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张浚行状说:“公于诸将中尤称韩世忠之忠勇,岳飞之沉鸷,可倚于大事。”(“沉鸷”一词,在古汉语中往往用于形容武将,“沉”用于指性格深沉,“鸷”用于指作战勇猛。)宋廷颁发的制告中“沉雄”、“沉毅”、“沉鸷”、“沉勇”多用于武穆当时,此种性格特征,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从史载片言短语,两人在性格上的某些特征,以及导致的最后结局,在历史上又何其相似啊!
源于三国的乱世风声是如此一波三折、层次分明地把华夏民族的阳刚之气在文明进展的这个阶段带到顶点,然后拦腰折断。诸葛武侯受命于危难之时,以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姿态把蜀汉的强弓撑开如满月。而强弓的底质已渐渐无法支持住越来越大的张力了。这场风声是一步一步被次序截断的。在蜀汉“七出祁山”战略格局中,最后一次出祁山前,魏文长“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以奇兵,辅助亮之大部正兵,这一策略,险至极点,一反亮之谨慎,被亮制止。此为风声渐萌,男人的阳刚之气被抑制;诸葛北伐中原,出师未捷,蜀汉以一己弱国,意图统一中原的阳刚之热血被遏制倒流;蜀亡,魏亡,司马家族以阴昧之谋,阴夺魏之政权;夺政后,为粉饰太平,执行文化暴力之策,导致魏晋南北朝369年间,清谈之风盛行,无人过问政治。当时盛行的文化哲学,迎合了晋朝统治阶层的需要,其中包含了魏晋士人对高蹈避世、不乐世务、视富贵为浮云的古之先贤及其风骨气节一种深深的心理认同。其背后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文化颓势。积极进取的文化哲学,被“服药、饮酒、清淡”的享乐事完全取代。
这场风声,魏文长,一介武将,并非应运而起的第一人,他只是三国时代男人阳刚之气的最后承接者。我把他安置于这个地位,是因为自七出祁山其尽显男人血勇之气的奇谋被推倒后,随之而来的历史,无不是长袖当舞、妇人之谋的天下,甚至晋朝的实际开创者司马仲达,甚至坦然接受诸葛所送女人裙衫,反穿之,毫不为耻。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尚如此,更何况其下子孙后代,一朝百姓岂不争仿效之。
昔年西汉霍去病,“匈奴不灭,何以家为?”一路延伸下的民族血脉气杰,到此已分道清野,清谈为乐。而魏文长却是这一时代男人剽悍之气的杰出代表。
九百年后,面对一位身经百战,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宗泽,又一个青年将领毫无畏惧地站了出来(《鄂国金佗粹编校注》卷四,《行实编年》卷一靖康二年条)。宗泽说:“尔勇指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岳飞答:“古今异宜,夷险异地,岂可按一地之图?”宗泽反问:“如尔所言,阵法不足用耶?”岳飞答道:“阵而后战,兵法之常,然势有不可拘者,且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宗泽沉思有顷,答“尔言是也。”
这是胸有成竹的回答。且“存乎一心”之心深得唯心之妙,儒家所说天人合一,盖应在于此。后有野史所传清之名将胡林翼于深夜静坐,闻几十里外草木风吹水涨之声,而知太平军来袭;岳飞之后南宋末代宰相文天祥被元兵押解途中,得一痴癫僧道所授光明,于元朝大牢坐穿三年,谢绝忽必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位之诱惑,而坦然走向刑场。盖唯此心之妙,融于天地间,而收发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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