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中，宋代之前的官僚体系所设立的权责划分非常明确，在不同级别的官员之间都有明确的统属关系，任何一个人都会被另外的一层关系监控，因此每个职位的人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向自己的直属上级汇报就可以。但是从宋代以后，为了让官员之间形成牵制，互相监视对方的行为和权责，统治者有意设置了很多权责重复，甚至同属关系不明确的职位，这导致了很多职位的人权责不明。这一趋势到了清代则愈演愈烈，简直将权责不明的现状发展到了顶峰。以一个省份为单位，其中布政使和按察使分别作为省份最高级别的行政和监察司法长官，他们负责该省的主要事务。然而朝廷又会下派一名巡抚，以中央监察官的身份来插手该省的管理，名义上是为了协调布政使和按察使，而实际上却是为了牵制这两个职位的人，让他们不至于一方独大。按照清廷的规定，两个省要设立一名总督，负责管理这两个省的重大事务。一般来说，布政使、按察使和巡抚都会在省会驻扎，而如果该省的省会经济发达，较为繁荣，那么总督也会在这里驻扎。由此就会导致出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同驻一城，权力之间的互相牵制固然会很有效果，但同时也会出现权力重叠的现象，以至于矛盾不断。更有甚者，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会互相推诿。
除了官僚体系的权责不明之外，清廷在军事管理上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当地政府所设立的武官系统是为了管理当地的军队，而驻扎在这里的军队中又会设立驻防将军，自成一套军事管理体系。正因为这种重复的管理体系，在一个军事重镇中会出现数位不同体系但权力和职位又相当的武将，而他们之间又没有互相统属的关系，导致没有人能够统一管理。这种体制导致在战事出现的时候，各级武官都会认为是对方的责任，以至于互相推卸职责。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因为不能统一调度，很难有一致的行动，竞争者之间便很容易设立诡计，在战场上陷害对方，导致战争失利。种种官场恶习，在军队之中亦复如是。
面对冗杂而纷乱的清政府官僚体系，曾国藩深感头疼，因为他也是这个体系之中的一员。与自己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探讨这件事时，他说：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获得成功，就必须学会与别人相处，“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赵烈文向曾国藩请教：能够从如此境况之下获得成功，非一般人所为，而曾国藩却可以建立前无古人的功业，所凭借的是什么呢？曾国藩深思之后认为：自己和湘军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正是因为湘军是一个团结互助的群体，成员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合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胡林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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