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奏章中，曾国藩并未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重点说明了三点：其一，他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领的水陆师来到湖北的原因，是因为胡林翼告急，自己急人所急，才派遣了部下率军支援。李、杨二人所统领的湘军来到湖北之后，不仅帮助胡林翼收复了武昌，同时还将蕲州、黄州等沿江城市收复，建立了赫赫战功。此等勇猛之士正是湘军的战斗力所在，而自己也正需要他们的支持，以此暗示应将李、杨所率领的水陆师拨还给他为湘军。其二，曾国藩丝毫不提自己在收复武昌之中所作的贡献，只是一味地夸赞李续宾、杨岳斌的战功，为旧部脸上贴金，也让朝廷明白李、杨能建此奇功，正是因为有他的指引，从而更加重视湘军的影响力。其三，虽然整个奏章都没有说出自己是李续宾和杨岳斌的领导，但是在奏章的最后，曾国藩却提出要为李续宾、杨岳斌部队请赏，并催军饷。这种态度便是以李、杨二将的指挥者自居，虽不明说，却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功劳。
综观这一封奏章，全篇之中没有一处是曾国藩要求朝廷将湘军水陆师拨还，也没有一处是向朝廷说明自己的功绩，但是却通过委婉的方式，让朝廷无法忽视曾国藩在这一场战役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就自然不能无视他的要求。曲意示衷令曾国藩也顺利达到了目的，皇帝果然大大嘉奖了曾国藩、李续宾和杨岳斌，同时将部队也重新拨归他来调度，此事成为他以柔克刚之法的一次成功示例，也是他“委婉圆柔”之法的胜利。
4.2 登高才能望远
世事复杂，而官场更为险恶，封建社会的宦海沉浮更隐藏着无限危机，几乎可以算是难有宁日。不管在哪个朝代中，都会有善于钻营、阿谀奉承之徒受到重用，以至于奸佞当道，封建社会的制度决定这种现象不能被根除，那些谋求个人私利的人自然也会不断打压忠贞贤良之辈。曾国藩身处官场，从年轻时代就痛恶那些结党私营的人，而他又不得不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因此也练就了一身功夫。而他所在的清王室又是以满清旗人为主，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之心，这更增加了他从政的难度，在这种环境之中，曾国藩不仅做人要小心翼翼，做事更要深思熟虑，唯恐有所不周，当出现困局之时，只有将眼光放长远，才能找到脱离险境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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