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做吸引贵人的人(5)
才干要靠学习来积累,在入京为官前,曾国藩的学习多以“科举”为目的。在入京为官后,他的学习则以“升官”为目的。他曾把李斯、诸葛亮这样的布衣良相当作自己学习的典范。作为理学家唐鉴的学生,起初,曾国藩并没有在治学上表现出卓越之处,因为当时他读书读得相当盲目,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在翰林院学习的日子:
“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辞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
只是这样的“盲目”在当时却不失为一件好事。
历任大清皇帝都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因为该学派非常注重道德伦理,十分强调三纲五常,清政府需要用它来统摄臣民的思想、巩固统治。但理学重心学,过于强调它难免会变得保守封闭,在大清王朝鼎盛之时,它的这一弊端还不明显,但在大清王朝衰落之际,它的弱点就呈现出来,朝廷并不能够用它来解决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至少气势汹汹的洋人不会把“君为臣纲”当作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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