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谈商录

    冯仑认为西方企业的做法与中国企业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他们有一个长期的公益战略来确定他们公益的重点、方法、人才和经费，而不是某一个领导人随机应变的事情。第二，他们所有公益战略的实施都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决策程序，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比如说每年拿出多少钱来放在公益基金里面，这得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然后再作出预算，每年按照这样的步骤实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发生了地震，突然发生了水灾，这种公司要重新调整预算的程序就相对复杂。比如说东南亚海啸来了，可能很快让你捐，但程序和约束不能随便动，预算不能临时改，是要有一套程序评估这个钱应该给谁的，所以跨国企业的善举往往反应稍显迟钝。第三，他们实施公益的时候强调全体员工的参与，重点是对员工的训练和价值观的培养，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员工训练层面上下很大工夫，同时给员工时间，按照公益战略推动员工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公益，使之成为公司内部员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守则，而不是说是老板一个人的事情。

    经过对比，冯仑选择了西方公司的治理模式来履行万通的企业公民责任。他在2008年新年献词《欢呼企业公民的时代》中表示，万通将“在履行企业公民的过程中将企业公民的核心价值观灌输给员工，从而将正确的价值观渗透到公司的各个方面”。

    现在很少有企业能将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纳入公司战略，从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和战略实施方面给予充分阐述和有力地推动。很多人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但是，在冯仑看来，企业家慈善行为并不等同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他说：

    目前，民营企业进行企业公益活动时个人色彩往往比较重，所以究竟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员工集体的意识和公司的价值导向，还是老板个人的偏好？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有影响力的，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它的老板个人在慈善榜上总是有名，但公司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得并不是特别好。

    冯仑认为，避免将企业家慈善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等同，应当采取的唯一选择就是将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完全纳入公司的战略，使之与公司的经营目标和股东的长期利益协调一致，相得益彰。为此，冯仑说道：“国际经验表明，要使公司战略与企业公民责任很好地协调，必须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公司管理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规划，并且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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