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辩解看起来似乎振振有词，但实际上却是本末倒置的强辩。人生存于社会，其首先应当是一个有着基本的人性品格的人，而在一个现代法制国家，就应当首先是一个国家公民，之后才是各不相同的职业人和其他社会角色性。每个职业人的角色扮演应遵从根本的做人原则，或是说国家公民的立身行事的原则。简言之，就是先做人，之后才是做事。我们很难相信，连基本的同情心、爱心都不具备的人可以成为一名好的新闻工作才。
社会上的现象往往是，一个做人越成功的人，越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别人的肯定，容易被别人接受。而我们的社会恰恰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对于“人情”的信任，往往高于人们对规则的信任。当人能被别人所接受时，剩下的事也就好办了。反过来，一个人非常有能力，但不会做人。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人在与他人合作过程中，别人会出于怀疑，人为的对他设很多的心里栅栏，为了检验他的诚意或保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害，而凭空添加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为完成合作提高了难度。也并不代表不会被厌恶。与其放任由着自己被人厌恶，为什么不在学出些“做人”的技巧，让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更和谐一些呢？
但事实上“做人”二字说着容易做着难，有时它代表着牺牲自己的利益，而这个利益不单是物质方面的，还包括时间、面子、自己的意志等一系列的东西。大家都是普通人，都有喜怒哀乐，都有，都会自私，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一味的为了“做人”而拿各种人文道德的观念来约束自己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现实的。例如现在有不少演义曾国藩及他做人原则的书籍，曾国藩被人尊称为“圣相”，其做人做事已到了一定的境界，后人效仿他，自是没错的。但是，中国出过几个曾国藩呢？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他那种境界的，不管你承不承认，别人的有些东西，你是学不来的。我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未必就能把“人”做的那么成功。那么，我们该如何“做人”呢？于是就有了“学做人”、“会做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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