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之父尽管非常赞赏“我”,但也没作出真正的论证,而只是提出一种假想——“看不见的手”。在最著名的《国富论》中,斯密表示:一个只盘算一己之利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达到一个与他的盘算不相干且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目的。
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尽管旗帜鲜明反对所谓计划和干预,但斯密并没有细说,看不见的手算是假设成分。斯密以后,虽然自由主义一直是经济学的主流,但一代接一代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对看不见的手作出过正面或直接的论证,不能不说是西方的遗憾!
但西方经济学也不是毫无作为,如果提出看不见的手的证明问题,相当一部分经济学人可能要立马做沉思状,搜肠刮肚,最后会拿出所谓“一般均衡模型”——简单地说,就是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会在充分反应后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一般均衡模型是西方经济学极其重要的分析工具,而且的确带有自由的意味,但作为自由主义的证明,大可阙疑。道理很简单,一般均衡模型并没有真正展现一个人在市场上的运动过程,充其量是对市场机制的一个大而化之的说明,更远谈不上作为自由能够主义的证明,即: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干预,在人人心中所有的“我”的指引下,社会能够和谐运转,就像大自然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干预一样。
不仅经济学如此,西方政治学也不求甚解。虽然大讲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提出“个人主义本质上是关于自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关于个人的自由主义”,并认为“个人是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单位,也是最高的社会构成单位”——这一点甚至直接反映在“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一词上,从词源上讲,individualism来自拉丁文的“individuum”,意思就是个人不可再分割。可个人与个人会怎样互动呢?个人在社会上又如何运动呢?尽管西方思维热衷于清晰与证明,可一代接一代的西方智者一直也没能说出道理来,不能不说是西方的耻辱!
于是乎,在整个西方思想中,自由或自由主义不幸而成为一句漂亮而响亮的口号,没有证明被粉饰为无须证明,所谓“天赋人权”。的确存在天赋人权,但并非自由或自由主义,而就是“我”——人性自利。
可人性自利并不等于自由,更不等于自由主义。人性自利是一个事实,自由是一个对人性的判断,自由主义更是一个对人性和社会的神圣判断。从事实到判断,从人性自利到自由或自由主义,怎么能不加以证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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