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生这件极尽戏剧化的事情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了前景的不妙，我知道肯定有什么问题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必须要行动起来拯救我自己。于是经过多日的犹豫与绝决，我终于强迫自己，趁办公室的同事们都不在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给第三家剽窃我文章的报社，要找剽窃者理论。
之所以这个电话要选择在办公室无人的时候打，是因为我心里的恐惧感，我当然知道打了这个电话也不会有人吃了我。但我不懂规则，对陌生的事情缺乏把握，心里的迷茫与失措也就是正常的了。
报社方面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只用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还没等我结结巴巴的把话说清楚，对方就不耐烦说道：那个署名不是我们报社的人，是读者的投稿，你自己找作者说去吧，这事跟我们无关！
然后她就要挂断电话。我急忙嗑嗑吧吧的问“作者”的联系方式，对方冷冷的扔过来三个字：“不知道！”就把电话挂了。
我明明知道对方是在推搪，报社既然用的是“作者投稿”，岂有不知道投稿者的联系方式的道理？我甚至怀疑这个接电话的女人正是剽窃了我的文章的人，否则她何以如此回答我？
实际情况是，接电话的人完全可能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她甚至有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新来的扫地工。而我却将出现在报社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视为“报社”，一旦遭遇冷落，就认为这是报社的行为，甚至怀疑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好东西，至少也是心怀险恶，因为他们都不肯维护象我这样一个与他们全无关系的人的利益，受这种绝望心境的趋使，我当时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但是接下来，就发生了那件比任何一部小说的情节都更刺激人的事情。我小时候一位朋友方哲的哥哥方庆，从老家赶来省城，到了之后打电话找我，让我帮他安排几个当地老乡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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