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曾国藩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1864）正月，天京围城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二月初二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也与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蓝图与构想。他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却嫉贤妒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他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用已筹妥了。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绝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做得不太显露痕迹而已。
从古至今，与人同事，患难时，别人能任用贤能，以图恢复与发展功业；而安乐时，则会担心身边人谋夺其位。所以，只要你无志于夺其权位的话，在你功名成就之时就急流勇退，实为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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