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他的选择中，并不只是简单、顽固地固守旧的东西，而是力求在旧的成分中尽量加进那些新的东西、时代的东西，也许这是他的成功形象更臻完美之所在。
曾国藩的时代，清朝已经病入膏肓，对于这一点，曾国藩虽认为并未如日薄西山那样的严重，但也初见其端睨。
曾国藩早年溺于文辞，忙于科考，于政治一途，了解并不甚多。从1842年至1851年的10年间，他过着安闲自在的京官生活。他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等官职。这些官职地位不低，但毫无实权，也无事可做，只不过是“为储才养望之地”而已。同时，他又担任过礼部、工部右侍郎等职。实际生活情形也与在翰林院差不多。正是在这时，他能够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势，了解社会政情，时与师友通信联系，在讨论学术的同时，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从而使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往后数年间动荡不安的严酷现实，促使他花了大量精力去研究政治，寻求治世良方。
内忧外患如急风暴雨，不时飘入曾国藩办事衙门的高墙，拽入他那沉静安谧的书斋，震撼着他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的严酷现实，以及他那京官生活的众多阅历和师友间通信联系所得来的认识，使他敏锐而又深刻地看到了政治的和官吏的通弊。同时，也由于他充分认识到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唯一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能从维护清王朝、忠于皇帝的信念出发，对于满清政治的表示不满，从而提出大胆的批评。不满越多，批评越尖锐，越能表明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对于统治集团的效忠。而这种利益的联系以及对现实的不满与关注终于使曾国藩越出了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做出一些针砭时弊之举，并踏上了带孝出山、杀人为业的“仁人君子”所不耻的镇压人民革命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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