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们无不大骂沈葆桢忘恩负义，催促曾国藩上书争饷。曾国藩心里不愿同沈葆桢闹翻，但迫于湘军用饷太急，只得具疏力争，要求仍把江西的原款发给湘军，“不可遽改局面，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奏疏寄出后，清廷以户部“部文”的形式答复曾国藩，采取折中的办法，劝告二人和衷共济。曾国藩一再思忖：“部文”的内容，一定是沈葆桢“恶人先告状”，他断了湘军的饷还不算，还硬给自己加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罪名，自办湘军以来受了不少窝囊气，但都比不上沈葆桢给他的这个气大。大家商量着如何对待沈葆桢和这个“部文”，多数人主张上奏弹劾沈葆桢，告他防守不力，丢失城府，吏治无方，劣幕操纵；弹劾他不顾大局，断绝湘军供饷，造成金陵围城军的困难，后果难料。幕僚们还认为，过去的陈启迈因不供湘军饷械被罢了官，沈葆桢的下场肯定不会比陈启迈好。
曾国藩听了大家的议论，狠狠地抓起笔来。他知道要参沈葆桢的确不难，以现在自己的身份，以朝廷急待让湘军攻克金陵的迫切心情，以江西丢失的城县，以沈葆桢的不顾大局，参掉一个沈葆桢太容易了。然而，他思忖再三，又慢慢放下笔。他考虑到，沈葆桢是自己一手保荐的，又是自己节制下的巡抚，因为军饷问题而告自己手下的官员，也太没有涵养。再者，自己所争之饷，正好又是为了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荃锋芒毕露，已是众矢之的了，若再为他争饷，必然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思前想后，他放弃了弹劾沈葆桢的念头。
曾国藩考虑问题，总是未料其成，先思其败。在做一件事情之先，找出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在哪里，这样的影响是大还是小，是否足以构成对成败的威胁，从而再去考虑该不该做和怎样去做。
曾国藩认为，人们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官宦，靠正当途径积累一些财富是好事，但处于乱世、衰世就不一样，尤其是骤然富贵，为人所忌，总是衰败之端。曾家的祖宅叫黄金堂，文如其义，祖宅的名字寄托着贫穷人对富裕平安的向往和希求。自从曾门兄弟相继做官后，黄金堂真的阔气起来。先是曾国荃几次回乡翻盖、修缮，已有大户人家的气派，但曾国潢还嫌简陋，他与曾国荃商量，再加修缮。由于规模很大，曾国藩便去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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