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信用定价公司提兹和斯坦特－普亚兹，以日产债务益发严重和日本的经济不景气为由开展下调日产信用定价的讨论。并且警告日产，要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得不到其他汽车公司的资金援助，就把日产的定价降到投资标准价位以下。这两个公司本打算把日产的定价下降到“废品”价位（低于bb股的低价债券）。所以，要是合作失败的话，日产就得接受破产这一耻辱的事实。
日产之所以急于答应与雷诺合作，就是因为除此以外他们别无选择。为了防止倒闭，已经没有时间想这想那了。日产已经站在悬崖边了，在向外界求助的时候，惟一伸出援助之手的就是雷诺。
路易·施维茨： 路易·施维茨从转到雷诺时开始，就认定雷诺只盯住欧洲市场是无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在很早以前他就开始摸索与其他公司合作，从而开拓海外市场的道路。当发现了与日产合作的可能性时，他就下决心要认真促成此事，于是私下里与义一进行了会谈。
与戴姆勒－克莱斯勒的合作和谈判失败意味着日产已经被逼到绝路上，此时，雷诺完全可以提出更多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但路易·施维茨做了明智的决定。他说：“我丝毫不想改变既定的任何一个条款，协议应该建立在长期信赖的基础上，要是改变条件，日产的人们就会觉得雷诺是在乘人之危、趁火打劫，这些不安感会产生永久的负面影响。”
义一： 义一觉得日产的衰退，自己有很大的责任。在任日产社长期间，他千方百计推进重建项目并想重新整理先后顺序。他认为拯救公司需要采取与往常不一样的新方法，为了重建公司，他冒着被辞退的风险制定了一系列新方案。就同媒体对他的报道中说的那样，他始终认为应该给公司灌输一种新思维需要外部刺激的思想。他多次说道：“日产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就得吸收国外汽车公司最好的优点，从而实现我们向往的国际化。我自始至终都是这么认为的。”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到1999年年初，他为了拯救日产，奔走于世界各地，与各大汽车公司交涉、谈判。
在交涉中日产实际上处于弱势，但以下三点他坚决没有退让：
1.不改变日产的企业名称。
2.ceo由日产选出。
3.重建计划以日产为中心进行。
雷诺与日产为了了解情况第一次互派特使时，义一与就路易·施维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说：“施维茨先生是可以信赖的人。”施维茨完全接受了义一提出的三个条件，并把这些条件如实地记录在雷诺－日产合作协议书上。
义一以一贯的向前发展的姿态和开放的思想，致力于雷诺－日产联盟的成立工作，推荐我任coo的也是他。而且在签约仪式结束后，他就主动退居二线了，但他至今还经常向我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并时时给予我鼓励。他是个友善待人、和蔼可亲的人。我无比地尊敬和佩服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反复与其他公司交涉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合约的成功对他来说是不是一种解脱？还是对他为合作而付出的心血的回报？现在日产正在复兴的途中，很多人都说1999年3月以前的义一看起来十分疲惫，但签约仪式结束后，他充满了朝气与自信，看起来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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