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刚才您说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线互联王国，这个“最大”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王维嘉：家电也好，球鞋也好，服装也好，这些东西中国已经做到了量上的最大了，但它们的发明和创造不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是中国学别人的，但是无线互联中国是与全世界同时起步的，而且中国做到今天已经开始自己创新模式了。３年前我们和中国移动一起访问欧洲、韩国、日本，觉得到处都是要学的东西，今天再出去，就觉得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我有东西可以向你学，我也有东西要教你。我相信在３～５年，中国在无线互联方面能够超过日、韩变成全世界第一。这个第一不只是量的第一，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你把量做到第一一点儿都不稀罕。一人一双球鞋就是全世界第一，一家一台电视就是全世界第一，这都不稀罕。而是在商务模式和文明的创新上面，我觉得无线互联网有可能给中国提供这样一次机会。这次机会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从文艺复兴以来，中国一直走下坡路，西方走上坡路，今天我们一睁开眼睛，所有用的东西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穿的衣服也是西式的。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非常少的，但无线互联网有可能让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大大地贡献一把，而且这个是主流文明，也就是欧洲人到中国人这儿学了以后回去可以用的东西，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儿。所谓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觉得最大的一次机会就是无线互联。
2000年中国短信量是10亿余条；2001年是189亿条；而到2002年，全年达到爆炸式的900亿条。短信资费若以每条一角钱来计算，就意味着2002年全国有90亿元的营业额。而这还没有包括以短信方式下载更高资费的铃声、笑话、图像等增值业务的收入。短信已走进千家万户，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短信的火爆也增加了服务商之间的竞争。
我觉得今后两三年是海归人才回国创业的最佳时期。李南：有人评价说您在ip产业里面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家的总裁，因为您曾经有过很多的专利，您现在这样评价自己吗？
王维嘉：我觉得你做一行就要做好。我过去受培训的背景，从读书到工作都是以技术为主。那么科学家也可以做很好的管理者，但是当你做一个管理者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你技术懂多少，而是你对市场的把握、对人性的把握和对管理艺术的把握。
李南：据说您在公司非常受爱戴，有一位员工就跟我说，他之所以在美通工作完全就是因为您。因为他在面试的时候，您跟他谈到了文学，他觉得能够跟一个很感性的人在一起工作是非常愉快的，可以互相理解，互相沟通。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吗？
王维嘉：我觉得算是吧。中学时我的数理化成绩不错，但是我更喜欢文史哲。1977年考大学，那时大家都认为学理工会更有前途，于是这十几年教育又把我转成了一个理工型的人。这些年做管理、做市场又把我转回文科来，但是我的背景是理科背景。现在文科有这么多好的专业，比如像金融，如果我当初能像今天的小孩这样可以随便挑专业，我很可能选文科。
李南：您曾经说过现在回国创业是正当其时，如果再过５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种判断从何而来？
王维嘉：判断的依据来自台湾。大概从80年代末开始，台湾留学生掀起了回台湾的浪潮。这些人从台湾到美国留学，60年代、70年代在美国公司工作了10年以后，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而这时台湾正好工业升级换代，需要转型进入高科技，这批人就回来在台湾创立了一批高科技企业，都非常成功。我觉得像我在1995年的时候回国，真的有点太早了。而今天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时候回来时机最好。再过5年以后，有可能这些企业已经壮大了，本土的人才也成长起来了，就有些迟了。所以我觉得今后两三年是海归人才回国创业的最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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