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唐太宗还从制度入手，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样一来，谏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内幕，政策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指出，三省长官也就不敢谎报政绩，而史官可以更好地记录皇帝和大臣的言行，撰写史书，起到监督作用。
唐太宗用人注重德才兼备。他公开宣布：“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他曾经对魏征说：“国君在选拔官吏上绝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天下人都会看到，每一句话天下人都会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会勤勉工作；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也就会前来投机。所以，用人一定要慎重！”魏征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考核官吏要以政绩来决定是否升迁罢免，要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并说，“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
唐太宗的看法是正确的。天下大乱的时候，为了争夺天下，当然可以放手使用人才，只要对战争胜利有用；而当天下统一，国家太平的时候，在选用人上就要注意德的标准，这样才能真正地发展生产，安定百姓，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在用人要德行兼备这一点上，唐太宗对许敬宗的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敬宗在武德年间就是唐太宗的府中幕僚，非常有文才，他曾在唐太宗的马前草拟诏书，挥笔而就，令许多人赞叹不已。但他跟随唐太宗三十多年都没有获得重用，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后来许敬宗果然投向武则天，差点断送了大唐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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