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名正言顺的打工仔，还是已经由打工仔变成了大老板、大富豪，每一个人都得承认这一点，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如果不是解放思想，如果不是邓大爷的政策好，我们连打工仔、打工妹都没有资格当，依然还是人们心目中的“盲流”，甚至还是村干部嘴里叫惯了的“外流分子”。
不仅称呼如此，就算你能够走出去，并且能够有地方生根，有地方干活，你也只有挣饭钱的可能，不会有发大财的机遇。
这也许就是建国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才出现富翁的主要原因吧。
这也反映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在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政策。有了好的政策，就会有宽松的大环境，有了宽松的大环境，每个人就都有了可以大显身手的机会和条件。再接下来，才谈得上是个人的因素。
所以，任何时候我都忘不了邓大爷的好处。
并且，我也由此多了一条任何时候都值得炫耀的本钱：我是广安人，我与邓小平邓大爷是同乡！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始终觉得，对于我，这真是一件三生有幸的事。
并且，有幸的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一些。
在《青年作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写我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写道：
“刘延林有幸，同世界伟人邓小平同乡共梓，同是出生广安，可巧又都属龙，只是刘延林晚了整整一个甲子，1964年才呱呱坠地，而那一年邓小平正满60岁；还巧的是，1918年邓小平14岁离开广安，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刘延林步这位乡贤的后尘，60年后也是14岁时离开广安，外出打工……”
我很喜欢这段文字！
我觉得我自己整个就是沾了邓大爷的光，而且，我比别的人沾的光多得多。别说全世界，就是全中国，就是我们广安县，能够有幸同这位伟人有3样巧合的人有几个？所以我常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我的命好。
当然，这个好命不能包括改革开放以前的我，以前的日子的确不堪回首。
这样说似乎又有点与命无关了，是不是？不必那么认真计较这些话，我们不妨就把它看做是一种心理因素，一种精神力量。
而真正的，实在的，就是由于邓小平他老人家设计了举世无双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使得我们这些打工仔不仅有了机会，还显得名正言顺了。在这里，我给你读一段《中国青年报》1994年2月21日登载的一篇题目叫《新儿女英雄传》的文章，那是中国青年报社的记者毛浩写的:记者查阅了广安县志的人物卷，收入最多的是官员，其次是科技界人士，也有各类能工巧匠，而搞实业的只有胡仲实一人，在民间，历来推崇的是农活耍得伸抖的把式，当地民谚有“生意买卖眼前花，锄头落地是庄稼”的说法。
刘延林的父亲就是个乡土英雄，他不仅农活干得好，而且老实，勤恳。因此，当少年刘延林显露出他不安分的天性时，他没少挨父亲的棍子。而且在乡亲们的舆论中，刘延林的不肖也是遭到一致谴责的。他一点也不像他老汉，飘得很。成天骑个猪仔摩托（乡村间猪贩仔常骑的嘉陵50-型小摩托）到处跑，屁股后老是跟着一群要债的人。这就是外流前的刘延林留给村里人的印象，在这样的环境里，刘延林实在呆不下去，1981年，他身上带着9元2角钱离开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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