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社会是个网状链条型体系,那么,地狱里绝对不止购房者一个人,跟随他们一起痛苦的,还有城市。我们之所以感受到购房者在地狱,而忽略掉其他同样被房地产拉下地狱的苦难者,那是因为购房者发出了呻吟,而其他的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这不代表他们不存在。
不同民族、不同人的价值取向可能千差万别,向社会索取的环境要求也各不相同。譬如说深圳,大多都是激情创业移民的人士,和内地城市相比,深圳必须为这些人士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包括浅层次的政策鼓励与支持,以及深层次的社会对创业者的机会考虑。如果这样做,暂时会损害一些符合城市生活特色的休闲环境,居民们恐怕都不会有太多的抱怨。因此所有城市的管理机构,都必须为自己的居民提供符合城市特色的相应环境,只有这样,21世纪最宝贵的人才才会对城市打个满分,经济才能发展,否则人心散了,队伍将不好带。
但无论不同城市人口之间的价值取向有多大差异,城市都必须满足他们一个基本的生活底线,这是及格分,其他的诸如创业环境、休闲环境、学习环境,才是对不同城市政府的加分考试。这个及格分,就是生活环境,检查一个城市是否及格,有一个简单的指标,那就是看居民对该城市的生活是否具有幸福感。
今天大多并非土生土长的城市居民们,其实对幸福的要求一点儿也不高。他们离开家乡,来配合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这一点很类似于他们的父辈,上世纪50年代离开繁华的大都市,去西部、三线参与拓荒建设。姑且抛开爱国心和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壮志不说,其接待者们一定会客气地给他们一个可以安身和落脚之地,以便让奔波的身躯有一个舒展的私人空间,让盆盆碗碗有一个摆开的地方,并尽量想办法给他们做一个简单的篮球架或者员工活动中心,好让他们的业余生活觉得充实满足。当这两点达到以后,那些甚至留过洋获得博士学位的才俊们,就会心满意足地在偏远的山沟里扎根一生。
与20世纪50年代的“飘一代”不同,今天21世纪的“飘一代”离开了熟悉的故土家乡,基本上无人提供落脚的地方,还需要自己去寻找精神的快乐。将两个“飘一代”的幸与不幸相比,50年代的“飘一代”虽然离开城市到山村,但尚可获得大有作为的舞台,去实现人生的满足,物质上有所不幸,但精神也是幸福的。而21世纪的“飘一代”们,大多数没有超越落脚之处和业余生活的束缚,连人生理想还没有展开,就被房子等初级问题彻底搞蔫菜了。
来到城市寻找安身落脚之处,就遇到了“政治化”的房地产时代,从而将自己整个人生旅程全部改写,这也许将是生活在21世纪初的整整一代人悲剧的根源。
不论主角们贱贵贫富,让我们先看看正常的人生,其幸福要素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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