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给我们提供了创作机会
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在我两岁、哥哥大卫四岁的时候，我们的父亲就去世了。在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母亲靠当护士来赚钱维持这个家。那段时间，我们一直生活在新泽西州的卡姆登，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到我9岁的时候，母亲觉得她已经受够了当地寒冷的冬天，更受不了周围人们的冷眼相待，他们对我们这种拮据的生活方式感到幸灾乐祸。母亲决定，我们要搬到法国的里维埃拉。对我来说，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秘的异域色彩。我以为我们会在那里度过一个夏天，然后会返回美国，我继续上四年级，继续当我的童子军。但事实上，我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我18岁——准备上大学的时候。
当然，住在法国的尼斯也是一个很幸福的经历。那里的学校教育、音乐教育和体育训练（田径是我喜欢的运动项目）都相当不错，而且都是免费的。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还学了俄语和德语以及一点儿阿拉伯语。那里自然风光优美、文化底蕴深厚，迷人的海滩更是令人难以忘怀。
尽管我们只是依靠社会保障和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福利（我父亲曾经是一名退伍军人）生活，并不富裕，我们还是想方设法使自己融入里维埃拉的生活。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就环游欧洲各国，哪里能支帐篷，我们就把帐篷支在哪里。我们并没有制定周密的旅行计划，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致，随心所欲地畅游，这样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不止一次地观看了世界著名芭蕾舞艺术家的演出，如鲁道夫·努里耶夫①和玛戈特·芳廷①的表演。当这些令人难忘的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回到自己的帐篷里。
尽管这种生活方式与众不同：经常外出旅游，能够近距离接触著名的艺术家，浪漫而激动人心，性格勇敢、喜欢冒险的母亲也非常珍惜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的经济状况却并不那么乐观，因为，我们不得不依赖那些小面额的支票来维持生活。我们经常寄希望于神旨、勇气和运气。在这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快乐逍遥的生活方式面前，那种又枯燥、又需要自律的长期经济规划似乎显得格格不入。
我12岁那年，夏天到来的时候，母亲决定去希腊度过这个夏天。她与美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请他们把我们的下一张支票追回来，并改寄到意大利海滨的一个小村庄里，因为我们会在那里稍作停留。结果，第一天过去了，支票没有寄来；第二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支票的影子；第三天的结果也一样。到第二天晚上，我们身上仅有的一点儿钱就用来买晚餐了。所以，到了第三天，我们既没有钱买早餐，也没有钱买午餐。我和哥哥都饿坏了。我们感到百无聊赖，就是这种百无聊赖，外加现实的需要，逼得我们做起了生意。
那个时候，我哥哥14岁，他非常有艺术细胞。我在海边到处搜集彩色的小石子，把它们磨成细粉，哥哥用捣碎的海藻浆和石粉制作颜料。然后，我们一起在扁平的大石头上涂涂画画：蔚蓝的大海、巨石嶙嶙的海滩、海里郁郁葱葱的群岛。我们为自己的作品感到欢欣鼓舞，进而开始画别的东西：动物、海底生物，等等。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哥哥表现出来的艺术天赋比我高得多（若干年以后，他毕业于哈佛大学艺术学院）。
等到晚饭时间过后，旅游者陆陆续续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的作品数量已经蔚为可观了。接着，有个人问我们一块石头多少钱。就这样，我们做起了生意，而且相当成功，赚来的钱足够我们三个人在当地生活两天，直到支票寄来为止。
这样一来，一颗种子就种下了：如果你需要收入，那么，请坦然面对自己，相信自己的直觉。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