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弹事业的创业历程很好地说明了成就伟业必须付出艰辛的道理。导弹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基础工业成就的高度结合，是一项国家规模的系统工程。它几乎涉及国民经济所有生产
部门和各个技术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推行封锁、禁运政策，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头3年的建设，虽然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面貌，高新技术领域无从涉足，与导弹技术相关的领域更是一片空白。中国的导弹事业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起步的。1957年5月11日，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北京代表主动提出苏联将帮助中国建立喷气技术。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协定》（简称《10月15日新技术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方在1957年至1961年底将提供给我国包括“p-2”导弹在内的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我国进行仿制，并提供导弹仿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增加接收我国火箭专业留学生的名额等。为了向1959年国庆献礼，仿制导弹的工程代号为“1059”。当苏联运来第一批图纸资料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投入图纸资料的翻译、复制工作，技术人员和描图员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各级干部深入一线，与大家同甘共苦，尽管工作辛苦劳累，但气氛和谐融洽，很快完成了急需的522册资料的翻译和复制工作。然而，正当
企业凝聚力与使命感仿制工作即将全面展开的时候，受“高指标”、“浮夸风”的影响，有人认为“与其仿制，不如自行设计”，而且还提出了“三年打到太平洋，五年放个小月亮”等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聂荣臻元帅听到这种反映后，谆谆告诫大家，要先学会走路，然后再学跑步，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一层，再爬第二层。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实践证明，在我国导弹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在有外援的条件下，坚持走仿制到自行设计的道路，对于缩短我国导弹事业的起步阶段是十分有益的。在仿制的同时，进行新型号的探索也是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加深对仿制型号的理解与掌握，而且也为转入自行设计创造必要条件。仿制工作困难重重，设计单位与承制厂遇到了4个难题：一是图纸资料不全。苏联提供的图纸资料不成套，尤其是地面设备和整机所属的二次协作件的资料短缺很多；导弹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缺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为此，科技人员通过测试样机，绘制成结构图和原理图，并进行设计计算，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研制出了各项合格产品。二是原材料品种规格不全，缺料很多。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较差，导弹所需的各种原材料有相当一部分在品种、规格方面国内不能够配套生产，如冷连轧薄钢板等。除从苏联进口少量特殊牌号、特殊规格的原材料外，大部分原材料要
立足国内解决。这样，一方面由中央各工业部门安排有关工厂积极试制生产；另一方面由设计、研究部门安排有关工厂积极寻找代用材料，以解燃眉之急。三是设备落后。211厂原来是一个飞机修理试制厂，以铆接装配工艺为主，而“1059”仿制生产以焊接为主，工厂既缺少各种焊接设备，也缺少生产大型钣金零件、大型模具、装配夹具、型架所需的大吨位水压机、大型车床、精密机床等。虽然从苏联进口了一些设备，但大部分仍需要自己设计与生产。面对这些困难，211厂发动群众，自制了一些简易设备，部分地满足了生产打夯的需要。同时，有计划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各工业部门也都热情支援，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抚顺、哈尔滨、包头、武汉等地一些工厂，都尽最大的能力提供了各类与各种生产有关的设施，承担了某些复杂的和大型的零件生产任务，确保仿制工作顺利进行。四是一些工厂技术力量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边仿制、边培训的办法充实技术力量，提高技术水平。就在我们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的时候，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央，借口苏美正在日内瓦进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提出中断若干对华援建项目，从而撕毁了中苏新技术协定。8月12日，在一分院工作的最后3名苏联专家奉命撤走，中断一切资料、器材的供应，给我国的
企业凝聚力与使命感“1059”仿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8月14日，聂荣臻在北戴河听取了王秉璋、王诤关于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情况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今后工作意见的汇报。聂荣臻说：“中国人民是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要依靠我国自己的专家和工人搞出自己的导弹。‘1059’不要忙着在国庆节试射，应该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再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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