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吸烟的事来说，烟草商要掌握烟草的成分、搜集烟民的健康数据，显然比分散而独立的烟民要方便得多。同样道理，电视机厂商测定电视屏幕的辐射程度，食品商公布食物的成分，汽车设计者指出汽车的安全性能，显然也都比分散而独立的顾客来做这些事情要方便廉价得多。所以，烟草商与其他类型的厂商一样，向烟民披露香烟的成分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是责无旁贷的。
然而，烟商的责任应该到此为止。在知情的情况下，根据同一个习惯法原则，烟民——而不是烟商——应该自行判断是否应该吸烟，并独立承担后果。这是因为，烟商只了解香烟，并不了解烟民。要烟商去为每个烟民量体裁衣，为他们在过瘾与疾病之间作抉择，是非常困难的。
有人会问：香烟有害，为什么还要让烟商生产销售？答案是：因为香烟也有“益”。曾经有一个哲人，问他的学生：“我有办法，可以使商品丰富，社会繁荣，生活惬意。不过，代价是每年要葬送一千个人的生命，你接受吗？”学生说：“当然不接受，生命是无价的！”哲人于是回答：“那我们就不要再用汽车了。”
其实，生命本来就是用来消耗的。快乐似神仙，短命几年又何妨？在西方，绿色环保分子不仅反对污染，还反对核技术、反对汽车、反对香烟、反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然而，如果白天主要砍柴，晚上主要睡觉，看病要跋涉一天，看戏要等到新年，那样的活法，生命又岂止缩短一半？烟民利用香烟增加生活的趣味，天经地义；只是吸烟之余还要求烟商承担代价，就于理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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