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原因，是大型的私人金融机构的投资失误。如美国“长期资本管理（ltcm）”的亏蚀，致使相关的以高杠杆率放款的银行濒临破产。这些不顾风险的银行，是咎由自取的。
第四个原因，是某些地区的货币体制出现了漏洞，引致投机者兴风作浪。例如香港，在实施净化货币发行局的七项措施以前，只要大量沽出港元，就能大幅扯高港元利率。本来，忠实地执行1983年所设计的联系汇率制度，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国际投机者看准了这个漏洞，连番操纵香港的汇市和股市，从中获利。
无疑，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借助了资本以及资本的流动才造成问题的。一旦像红色高棉那样取消了货币，这些问题当然不会发生；一旦像马来西亚那样禁止资金流动，这些问题当然也不会发生。但是，阻止资金流动，不仅泼走了脏水，也泼走了小孩。应该认识到，资本流动本身，并不是造成问题的症结。而阻止资金流动，却是倒行逆施，与各国拆除贸易壁垒、充分利用外资的努力背道而驰。
限制资金流动很容易，只要一纸文件就可以；相反，改革庞大的企业和银行机构，让他们承担风险和破产，就痛苦而漫长了。遗憾的是，悲观的气氛愈浓，人们就愈急不可耐，空谈一步登天的愿望。世界银行年会上，政治家们谈论管制资金的流动，勾勒重建全球金融机制的蓝图，却不爱谈论琐碎的机制改革和头痛的债务重组。
但是，管制资金流动只是因噎废食，而革命的蓝图越宏伟，就越容易推延，就越是画饼充饥。正如最近《经济学人》指出的，现在需要的，只是渐进的修改工程，它们虽不壮丽，却行之有效，本末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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