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上海政府希望柯达照相机能进来。据说，在一次常务副市长蒋以任主持的会议上，讨论说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对柯达在上海的投资有影响。刘立喜也急了，慷慨陈词：如果柯达相机全进来，把海鸥干倒，怎么办？他手下5 000多职工怎么办？
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很有戏剧性。1998年，刘立喜感到海鸥一直搞传统相机不行，感觉应该从传统相机转向数码相机，但靠海鸥的能力显然不行。在普通相机上，海鸥与日本美能达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但美能达经济实力有限，不想迅速切入数码相机。刘立喜找到市长蒋以任，说希望找一个数码水平高的大公司合作。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人和蒋以任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想到当年“全行业合资”，柯达的胶卷工业没有落户上海，不如现在抢先发展数码，于是就有了与柯达在数码照相机上搞合资的想法。
韦力杰与刘立喜就这样“不是冤家不碰头”。
这回是刘立喜开始猛追韦力杰了。后来，刘立喜私下说，“三年半的时间，我与韦力杰谈判。他们一直在捉迷藏。我与他谈后不久，他跑到黑龙江谈。他们有他们的战略。”因为以前内销权的事情，韦力杰对于机械工业部和刘立喜是有些看法的。这也难怪，有一次，有关部门的人把出国的花销拿给他报销，这位美国人“不懂中国国情”，没有理睬。还有一次，柯达赞助了机械工业部的一个大型展会，花了上百万，但柯达中国区主席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柯达方面对此也有些伤心。
韦力杰病急乱投医。在上海，柯达人在1997年找到上海仪电仪表公司，这是当时上海工业企业中有实力的公司。柯达想劝说他们一起搞合资企业，如果加上海鸥，就是三方合资。但三方合资，谁大谁小？一时摆不平。后来，韦力杰听了亚洲光学公司赖总的劝说，跑到了黑龙江。赖是台湾人，很早就来大陆做生意，上上下下有不少关系，有一套生意经。黑龙江一个副省长出面接待了韦力杰，也许诺了优厚的政策，说可以解决标贴问题。韦力杰准备在哈尔滨投资100万，与一个企业合资搞数码。上海这面，跳起来的不只是刘立喜。怎么回事？“我们上海在感光上都配合柯达的合资协议，数码就不能放在这里？”上海市政府的一些官员对柯达印象一下子很差，觉得柯达对上海数码合资的要求不是真心诚意的。
机械工业部也出面干预，说柯达没有在中国相机工业中找合作伙伴，却去找一家与照相机行业根本不相干的企业，怎么回事？韦力杰很老实，“我这100万投资只是想解决标贴问题”。的确，韦力杰是典型的柯达生产系统的经理人，在这之前，一心想赶快把上海的工厂和生产搞好，以不辜负罗切斯特的厚望。对于中国这些复杂的事务，他的确没有太多政治经验去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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