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中国股市就像中国的商品市场一样,是制造假冒伪劣的天堂,监管部门未能防患于未然,对违规者未能实施及时有效监控,原因不外乎是:
第一,地方政府和监管机构中的官员对违规上市公司及高管的偏袒庇护。一方面,上市公司高管在争取公司上市过程中,要用金钱打通无数关节,包括当地政府部门及监管机构的要害人物的关卡,这自然也形成一种利益共谋体,有的成了“哥儿们”。上市公司高管握着地方政府和监管机构一些官员的把柄,当然可以有恃无恐——人家要闪电般收回向权力投资的成本并得到回报,利益共谋体的官员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上市公司出了问题,证监会派驻地方的监管机构及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是“保”,是“捂”,而不愿看到疮疤完全被揭开,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牵连到官员自身。即便是与上市公司高管没有经济关系的主要官员,也不愿意看到当地上市公司内幕被披露被查处,因为当地上市公司出了事对当地主要官员来讲也是“负政绩”,何况上市公司也是当地经济的形象代表,公司通过各种手段“圈钱”,对当地经济也有好处,也是一种造势宣传,地方官员只认结果不计手段,默许、纵容造假行为,就像地方保护主义纵容商品造假一样。银广夏、啤酒花、红光、托普、蓝田股份等造假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难道当地政府和证监会的派驻地方机构就真的不清楚?对这些公司持续几年的造假就一点没有风闻?绝对不是。而是因为共同的利益,暗中默许甚至鼓励、帮助上市公司策划了造假。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谎报业绩没准真的能拯救公司,上市公司可以与委托理财方联手,利用公司掌握的内幕消息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狠赚一笔,股市上赚来的钱变作公司的“利润”,就可能成为真正的“绩优”公司,内幕交易的利润也有助于搞活企业,这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地方都是有好处的。更何况,公司、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一些人还可跟着炒一把内幕题材赚大钱,皆大欢喜。亿安科技、托普、银广夏等股票在暴涨过程中都喂肥了许多从事内幕交易的公家人。托普在重组过程中,就有成百上千的公家人得知了内幕消息,包括监管部门的人。托普在造假、出问题乃至宋如华出走的相当长时间内,极少有人去过问,事发之后也没有任何人负责。如此宽松“和谐”的环境,怎能不使造假者群起效尤。
其次是监管体制问题。就算证监会派驻各省地市的监管机构实行垂直领导,也“垂直”不了。一是证监会派驻地方的监管机构,吃喝拉撒甚至“帽子”的推荐权在当地,与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屁股往往会坐到地方与上市公司一边,甚至与虎为谋。二是监管机构本身失去监督制约,有权无责。监管机构官员的灰色利益来自上市公司、券商和那些排长队等待上市“圈钱”的公司,来自与上市公司和券商的灰色交易,要多捞钱就只有纵容公司的灰色行为,甚至为违规上市公司充当保护神。监管机构的这种反向错位,是股市的根源。而监管机构本身失去监督,甚至成为敲竹杠的机构,则折射出社会民主法治制约机制严重缺失的制度原因。
再有,股市违规违法风险、成本非常低,导致弄虚作假有恃无恐。已经查出的那些上市公司和券商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制衡机制缺失,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失效,高管依靠背后的权力在公司内部一手遮天,结成“帮天下”、“家天下”,心腹嫡系控制各个要害部位,监事会形同虚设,董事会、股东大会走过场,加上地方的保护主义,监管部门的官员的放纵庇护,造假的上市公司老总被查处的概率极低,违法风险很小。银广夏、蓝田股份、科龙电器等上市公司,都是媒体、学者先揭开其面纱,问题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有关部门才不得不去查处。而即便是查出来了,大多也是从轻发落,如隔靴搔痒,最多判处3年有期徒刑,罚款20万元。比起他们通过违规交易捞取的巨额黑钱,其违法成本低得简直就是九牛一毫。违规者通过虚报业绩,与恶庄、“黑嘴”联系,或通过亲友的账户大搞内线交易,公布一次假业绩就可赚取百万、千万乃至上亿元的暴利,并且可以通过关联交易或泄露内幕消息给亲友朋党,八方打好“窝子”,即便东窗事发“进去”一两年,有各方关照在里面也不至于吃多大苦头,“出来”后广有人缘、商源、财源,可以很快东山再起。就是出了天大的问题,把几千万、几亿元股民的血汗钱转移走了,把几亿、十几亿银行资金“砸”掉了,也大不了一走了之。他(她)掏得越狠越多,就有足够的资源把方方面面摆平,于是有了一个潜规则:大贪安全,小贪玩完。宋如华、刘波事先转移到海外的资产,多达数以亿计。可他们一点事儿也没有。刘波还在日本撰文反驳国内媒体对他出走日本的报道。宋如华也只是接到一个请他回国协查托普问题的通知,他尽可跷起二郎腿不屑一顾,从此没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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