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义：您重视读书的同时，也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很重要，你觉得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沟通，本质的原则差异是什么呢？
王辉耀：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比较含蓄，有时不是非常的直截了当，会绕很多弯子，讲一些客套，这不是很好，常常会牺牲很多效率的。外国人可能太直接了，有时会伤自尊心，但那效率会很高。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你说个“研究”，对方就要等在那里。外国人到中国来谈生意，你说不行，他就乘飞机回去了，如果“研究”，这样等着，效率很差。这种观念上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巴义：您从事的事业，周旋于中国人与不同国家人之间，您是如何摆正自己的角色使得观念差异不同的人保持行为与思想的一致。
王辉耀：所以，我说中国非常需要这种文化和商业上的使者起到能够沟通双方桥梁的作用。合作双方语言不同，做事方式不同，如何将双方对接起来，怎么样沟通西方和东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习惯，不同的性格的人，这实际上是一门艺术，在中国做一个项目需要地方、中央审批；在国外跨国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从上到下是怎么样的决策过程，如果对这两方面都比较熟悉，就会做得游刃有余了。
巴义：在您看来，外国人在中国做项目，是应该适应中国的风格，还是中国依据合作对象来迎合对方的节拍。
王辉耀：我认为人们的做事观念已经开始趋于统一了。以前中国人认为，一个人最多的就是时间。与国际接轨之后人们已经意识到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那么大家都意识到时间是金钱，那么在谈判桌前双方就容易达成共识。中国与国际之间的这种差距在缩小。比如以往人们不能接受穿牛仔裤，现在人们都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休闲装；以前人们喝可口可乐感觉像是在喝肥皂水，但现在人们一致地接受了。世界趋同，人们的共性越来越多，差异性在减少。那么，人在交往上也上如此。比如开生日派对，过父亲母亲节、情人节，讲究烛光晚餐等等，以前中国人是不过这些节日的，现在中国人也过得不亚于西方。东西方的价值观可以融合的。
巴义：所以，现在人们也很少谈中西文化差异了。
王辉耀：对，现在都是说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的定义就是说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超前的、具有前瞻性的。
巴义：您觉得中西企业家在诸如经营、管理、思维、行为等方面存在差异吗？
王辉耀：有的，存在差异。中国的企业家还是任人唯亲、家族式的管理，不太重视外来的人才；而在国外比较重视社会上、企业界的人才。再有，在精神上，中国的企业家个人的品牌效应比较突出，国外的企业靠的是群体。在中国企业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企业家不在了，企业就不存在了。在国外不同，韦尔奇不做ge的总裁，ge照样存在。在公司治理上，中国企业家和国外有很多的不同和差距。
巴义：与中国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相比您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呢？
王辉耀：能比较融会贯通，具有自信心，知识积累比较广泛，接触西方意识比较早，具有国际化的背景与经历。再有，敢闯，敢拼，比如敢于做外交官，也敢于创业。
巴义：您说过“思维决定命运。”
王辉耀：人与人在生活方式上是没有多大的区别，所存在的区别往往都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同。人做事首先要敢于思考，思考如果跳不出这个圈子，如果思想僵化，过于传统，就很难接受新生事物。看看中国的历史，以及国际历史，凡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往往是比较有发展的。特别是在眼光上，如果你能比别人早半拍，你就容易赢。的确是“早一步，步步领先，晚一步，步步都晚。”如何磨砺到比别人早半拍？做到这一点，首先自信心很重要；第二，具有很多知识和阅历的积累；第三，眼光，抓住机遇是靠眼光来捕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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