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两位客人到伊利去办事,离开时大为感慨:牛根生已经离开7年了,同车的两位伊利人依然一口一个“我们牛总”。
如果说,在伊利是“余音绕梁”,那么,在蒙牛则是“万佛朝宗”(《力量》特刊在记述“2003~2004年度最值得记忆的100个事件及其背后的人物”时,写牛根生的一节取题为《牛根生:万佛朝宗》)。在蒙牛,牛根生就是“正义的化身”。员工有可能对干部产生怨恨,却没有可能对公司发生背叛,即便他们抱怨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这样一个附加句:“牛总肯定不知道。”
正如一些接近蒙牛的官方人士所言,蒙牛如果发生什么危机,肯定不会出现在上层。但基层会不会出现呢?这点就连身在其中的笔者,也真的不敢保证。从高层到基层,蒙牛文化的效应毫无疑问是呈递减之势。但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大概是世界上所有公司都会面对的难题——治国姑且命之为“水晕难题”:一颗石子击到水面上,激起层层水晕,越扩越慢,越传越弱,最终无限趋零……企业文化在员工中的传播与此颇为相似。牛根生与管理层也有霸道的时候,但他们从来都是为“道”而霸,不是为“己”而霸。一个人一旦侵犯了蒙牛的“道”,并且被揭露出来,他在蒙牛的职业生涯就有可能走到了终点。
绝不能把“经营人心”误解为一团和气,“兵不斩不齐,将不斩不勇”,“小慈”乃“大慈”之害。要是只图融洽,那么家族企业是首选;如果只求“父子兵效应”,那么一个部门里的人全部由亲戚构成可能是最佳组合。
公司不同于家庭。把“家庭制”搬到“国家制”上,害了中国几千年;现在,中国企业同样不能再把“家庭制”那一套搬到“公司制”上。经营人心是要把心“营”向事业,而不是单纯比赛谁最受欢迎;它是一种强势气流,要把“心云”抚去,露出“心日”。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牛根生提出一个“关心下三层”的规则:关心你的下级、下级的下级、下级的下级的下级。他自己每次散出的财动辄几万、几十万、上百万。
干部们所采取的散财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位主任,2003年初向助手送了一套房子,这位助手过意不去,象征性地返了2万元。
还是这位主任,2004年初,从个人红利及年薪中拿出钱,向每位部下发放了3000~5000元不等的奖金。
一位部长,2004年初给每位部下发了1000元奖金。
一位副总2004年拿出5万元给部下买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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