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的人不论官职大小，都有家与匠人之分。高级领导人算不算政治家，做得好的算政治家，做得不好不能算作政治家；县委书记、县长算不算政治家，做得出色也可以算作政治家。作为政治家的一个标志就是，善于与媒体打交道。
拒绝与记者特别是采访突发事件或批评报道的记者见面，往往是得不偿失。看似不见好，其实是见比不见好。
2004年2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安徽芜湖“红顶商人”成群》的报道，这篇报道被全国几百家报台和网站转载，一时轰动全国。这篇出自新华社女记者朱玉的报道写道：记者2月1日至2月6日在芜湖调查采访时发现，已被中央多次严令禁止的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行为，在芜湖市已是人见不怪。“红顶商人”现象在芜湖已成建制、成系统、成系列地出现。据记者了解，芜湖市从市委书记、市政府领导到市财政、计委、建委、经贸委、国土资源局、开发区管委会，乃至审计、监察等局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戴着“红顶”的商人，双重身份在当地干部中被认为是荣耀和“当然”。芜湖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还自豪地向记者介绍：“我们的市委书记就是奇瑞的老总嘛！”
在报道中，记者对问题的严重性作了进一步的引伸。报道写道：安徽省委组织部门表示，安徽省委从2003年第4季度就开始着手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2003年11月，省委组织部下文清理。2004年年初，中组部下发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通知后，安徽省委又要求各地进行清理，严格执行中央要求。但直至记者在芜湖采访结束，芜湖建投等企业“红顶商人”兼职的情况，还被当作经验介绍。
这篇报道发出后，社会舆论大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芜湖市委特别是市委书记詹夏来本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乃至安徽省委都有相当大的压力。在公开稿播发之后，记者朱玉在比这篇更为详细的刊发在供现任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的内参稿上，明确地说到，朱玉数次打电话给詹夏来，希望能当面采访他，但被詹夏来婉拒。
婉拒的原因也许是詹夏来当时有其他要务在身确实抽不出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詹夏来确实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与其说是不善于，倒不如说是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更准确。詹夏来是一个埋头干事情的人，而且是一个很懂经济和行政管理的人，对这方面的中外名家及理论常常信手拈来，在他担任市长和书记的几年里，芜湖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党政改革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在安徽有目共睹，交口称赞，有“安徽的大连”之誉。而詹夏来作为市委书记身兼奇瑞董事长是安徽省委研究决定的，并非本人所能左右、定夺的。芜湖“红顶商人”的这些做法也并非芜湖的创造，据说是学了外地的经验，当时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种做法和这种现象，有些地方比芜湖更普遍、更严重。据说，早先这种做法中央的精神是允许的，但后为中央明确规定不允许，且在2003年中组部又强调了这一规定。这种情况下，朱玉的这篇报道使芜湖成了违背中央政策的典型。
假设当时詹夏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会不会发生芜湖成为全国典型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以下几点可能会发生变化，詹夏来向朱玉介绍芜湖的实际情况，介绍芜湖这种做法来自于何处，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特别是关于他本人兼职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省委、省政府的态度。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朱玉有可能继续写稿，但肯定会把这些情况的深层背景写出来，写出稿件也可能只发内参，让中央领导知道就行了，不一定发公开稿。
事后，詹夏来的做法受到了原省委书记卢荣景的批评，卢对詹说，不要回避记者，要正面接触记者，正面接触记者，可以让记者了解到事情背后深层的原因，使记者更客观地掌握情况，更客观地写出报道。他还拿自己在这方面的做法来教育、启发、开导詹夏来。后来，詹夏来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上、对待记者的态度上有了明显的改进，艺术大为提高。
打官腔、踢皮球是官员对付记者最常用的手法。在2005年1月初举办的来自中国30多个城市市长参加的“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市长研讨班”上，市长们模拟危机时刻如何与媒体沟通及培训市长应对记者的能力。
当问及一个敏感问题时，第一位市长回答说：“药品生产管理权在卫生部门，我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合适人选。”另一位市长则说：“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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