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股民说,“我想违规,可是办不到。我想巨额融资,但是没有丰厚的财产做抵押。我想操纵股价,但是没有那么多钱……”一句话,散户是永远的弱者,受伤的永远是穷人。
赖昌星跑了,吕良也下落不明。善良的人或许以为他们会忏悔,这只是一厢情愿。赖昌星在国外仍然过着奢靡的生活,据加拿大移民局官员的形容,赖昌星是一个狂赌之徒,在汇丰银行的一个户头存有15亿加元,他在温哥华和安大略省尼亚加拉瀑布城的赌场里,输个几百万元也不算什么。
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这就是这类富人的另一大罪恶!他们从社会非法掠夺来的财富,不是正常的回报社会,往往是畸形的消耗,最后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这和企业家赚了钱又投资,钱始终在社会上循环是两回事。
其实赖昌星只是冰山一角, 2001年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逃专项大行动,新华社播发的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公司、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
一方面是平民大量下岗,一方面是特权分子大量卷逃,还有很多没有暴露的蛀虫,在那里勤勤恳恳的挖社会主义墙角,很多人靠非法鲸吞社会的财富而迅速致富。许多人或许事发之前都有一副廉洁的面孔,让人不敢相信他们平凡的外表下,竟然隐藏着那样巨大的财富和那样巨大的罪恶。有关部门早就注意到,现在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胃口已经越来越大,十万八万简直不过瘾了,动辙就是上百万,上千万。而且退路早就想好,捞了就跑,跑了就了。在美国有不少新华人,一去美国就有能力买上百万美元的豪宅,而且是现款,出手之豪阔,让财大气粗的美国人都目瞪口呆。
这些人的钱和他们的身份一样,往往都深究不得。如果一个处长,不需要奖学金,就可以轻松的送自己的孩子读国外名牌大学,谁都清楚,不是因为处长的工资高,而是他手里的权力值钱。
而这和真正的大贪比起来,很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
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贪官外逃事件,涉案金额动辙就是上亿。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国有企业在很多人眼里也是一块肥肉,2001年被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70%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会人员。武汉长动集团原董事长于志安神不知鬼不觉地卷走巨额美元,在菲律宾开了私人电厂。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达1亿元之多,然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而公司财务上竟没有这笔账。
“国家的钱实在太多,没有谁数得清楚,也没有谁看守得天衣无缝,我只是取大海之一粟矣。”一位分子竟这样振振有辞地为自己开脱。所以才有那样多人趋之若鹜,甚至连高官潜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这些人对社会的危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严重的是文化上的。过去的人虽然穷,但看到要饭的乞丐,还要舀一碗米给他,现在的人有钱了,反而没了同情心,遇到乞丐连正眼也懒得瞧一瞧。不是人心不古了,是因为假乞丐太多。假乞丐的可恶,就在于它谋杀良心,谋杀信任,让社会冷膜,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
因为有了这些贪官,有了这些蛀虫,有了这些巧取豪夺的“富人”,就使得富人的整体形像败坏,就使得社会有了一种仇富的心理,也使得所有的富人生存状态恶化。这是一种毒素,深入肌理,慢慢发作,当它形成一种共识,成为集体的潜意识时,所谓勤劳致富,反而成了另类,那么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
法不制众,一个社会如果从文化上烂掉了,再想让它健康,恐怕很难。
这也是那些富人最万恶的地方!
因为有了这些贪官,有了这些蛀虫,有了这些巧取豪夺的“富人”,就使得富人的整体形像败坏,就使得社会有了一种仇富的心理,也使得所有的富人生存状态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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