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是这个时代的衡量标准，我用我自己的命运来衡量这个时代。大多数人习惯于用这个时代来衡量自己，看自己能干什么，而我用我自己能干什么来衡量这个时代。我是农民、学生、教师，我热烈而富于激情，勤奋常常让我近乎自虐，真诚常常令我泪如泉涌。如果我努力，如果奋不顾身却依然失败，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对待我的态度上我们将看到什么？看一个富人如何对待穷人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否有善心，看一个父亲如何对待他的儿女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否有公平心；就如同我们在大陆和万物的身上看见上帝的恩泽，就如同我们在海水和云霓的身上照见阳光。
多年以前我们还能寄希望于“学术”、“学术价值”这样一些词汇来巩固知识分子的职业信念和自尊，然而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对学究式文体的嘲笑态度。一件学术成果不被说成是布满时代偏见和派系成见的，一本书出版五年后还不被说成是过时的、荒谬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学术价值”已经成了似乎是靠同行承认才得以成立的事情。这是否就是学术的宿命，又进而就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今天有谁说“这是人类的必然法则”、“这就是真理”这样的话会被人笑掉大牙，在这个时代，“学术”似乎已经失去了它的光环。
“学术”本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猎奇”，它是知识分子的解决精神困顿的方式，是一种知识本能。当代知识分子有三个精神源泉：其一是当代中国（50年代以来）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其二是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其三是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它们曾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规范，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这种从既定规范出发来思考、写作和生活，它们像婴儿需要乳汁一样地依赖这些规范。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时代，再没有神，也没有圣，这其实就是尼采说的一句话：“瞧，那儿有多好，没有上帝只有诸神！”没有超级人格为知识分子提供规范了，知识体系里传统的等级秩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民主和平权的时代，也因此是一个知识上的充分的自由和创造的时代。但是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能承受尼采式的“杀死上帝”的“虚无主义”？如果“超级人格”死亡了、“绝对主体”不在了，我们许多知识分子便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是从此脱离母腹走向自由自觉，不是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而是四处逡巡寻找新的依附对象，他们什么都找，就是不找自己。他们对真正的知识民主和知识平权的局面无法适应，他们的思维习惯了过去那种知识集权主义、恐怖主义的作风，他们要寻找“学术的尊严”和“学术的秩序”，仿佛不回到那个一元格局中去就没有真正的学术了，如果大家不遵守一个统一的“真理”（或者说他们认定的真理）他们就要大声棒喝，看起来他们气壮如牛，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婴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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