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成为首席执行官，当时加内特公司的董事会一共有12名董事，全部是白人，全部是男性。
1989年我离开加内特公司的时候，董事会的成员情况是：
►4位女性，包括1位黑人。
►1位男性黑人。
►1位亚裔男性。
除男性白人以外，这些人使董事会的经验和专业技能、思想和地理分布都有了回报极高的多样性，加内特公司的领导层现在更能够体现其“观念”的领导地位。
在加内特公司内部，我成功地消除了肤色和性别之间的差别，但是对于其他媒体大腕，我能够产生的影响还是很小。
在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我当了14年的会长，之后又是主席和总裁，那个机构是报业组织的最高机关。
1968年加入董事会的时候，那个机构全都是男性和白人构成的。等我升到官员级别并且能够影响或控制人事任命过程的时候，有3位女性出版人被选为这个协会的董事。
第一位是《华盛顿邮报》的凯伊·格雷汉姆。我经过一番运作后使她进入有利地位，使她成为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的第一位女性董事长和总裁。
作为这个协会的负责人，尽管凯伊的工作做得不错，但她本来应该为别的女性做更多工作的，她本人的领导范例就足够有说服力了。结果却不然，她的男性同事都返归传统，她纵容他们那么做。从那以后，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再没有选出过女性高层管理人员。
一般来说，新闻记者和编辑人员道理讲得比谁都好，但总是没有合适的行为加以印证。在男女机会均等方面肯定是这样的，有很多人事进展方面的事情都是法庭诉讼的结果，而不是眼光远大的领导层主动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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