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过不对别的任何人提及交易的事情的。”
“我对你说过我们不会与别的任何人商谈此事，我明白。你知道我在与你的朋友、时报公司的迪克·曼罗谈事。但是，那都只是一些讨论，而不是商谈。”
事实上，我一直在与曼罗进行讨论，因为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时报公司不可能永远独立下去。但是，在我看来，这些谈话从来都不是认真的，因为曼罗坚持要当共同首席执行官。我和他在兼并的益处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曼罗并不明白，只能由一个人来当首席执行官。时代－华纳1989年发生派拉蒙之争的那段时期，他还想着共同首席执行官的事情。
如果有两个共同首席执行官，那就没有裁判可言了，话到老板那里就应该打住。如果没有明确的老板，话头就打不住，一般来说，事情根本就不会开始。
无论怎么说，惠曼都不会明白讨论与认真的商谈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跟惠曼不一样的是，我会跟所有人谈话，总在四处走动，希望达成新的交易，希望找到新的机会。
惠曼在这一类的事情上经验不足，他认为每一次谈话都是一种商谈。
惠曼在找借口，在我看来十分明显的事情是，他在想办法从交易中退出。
“你对我撒了谎，”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根本无法再处理此事了。”
“看来你是弄错了。不过，除撒谎者以外，还有人骂过我更难听的话，因此……这算不得什么。你还没有对我讲足以让这次交易做不成的严重的话。我们肯定还没有在公司名称上做出最后决定。我只是在给你的新闻稿里随便想了个新名字，以便于看看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无论怎么说，交易已经结束了，”他再次说，“我再也不想谈论此事了。”
我的话音里开始带有一丝愤恨了。
“在我看来十分奇怪的是，像你这样一位有身份的人，这样一位管理着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种规模的公司的人，这么一位在过去4天里一直十分严肃认真的人，竟然会拿起电话来说什么什么事情不再搞了就完了。我觉得你一定是听信了你那几位银行理财人员或律师等人提出的一些糊涂建议。我们两个今天下午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看看能否把你真正担心的事情摆出来，你觉得如何？”
惠曼对着话筒大吼：“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交易已经结束。”
我信了他的话，因此镇定下来：“好吧，汤姆，听你这话的意思的确是没有什么好再谈的了。我假定你会继续弄资本重整的事情。我希望那个办法对你有用。如果不行，请给我打电话，我还会来的。我希望你也是一样。祝好运。”
之后，他也冷静下来。他明白我的意思了，“那是啊，我们是准备这么干的。这么干要么是自救，要么是自毁。”
我转身对坐在桌子对面的克雷和麦柯金戴尔说话：“游戏结束了。我们输了。他也会输的。”
妈妈说过：如果拿不定主意……
惠曼的“自毁”评论具备一定的预言特征。
一个星期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宣布，该公司将借贷近10亿美元用于购回该公司21%的股份。这笔巨额债务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展到了泰德·特纳够不着的地方。
但是，这么做却使罗伦斯·迪奇和他的卢依总公司在一年之后接管了该公司，哪怕他们仅仅拥有24.9%的公司股票。
迪奇花了一整年时间才胜过惠曼。但是，当他准备妥当之后，毁灭已经是致命的了。
事情发生之前的两个星期我们就已经得知消息。1986年8月27日，迪奇邀请克雷、麦柯金戴尔和我去他的“权力”摄政饭店进午餐，他的儿子汤姆也跟他在一起。
父子两人谈起了他们对娱乐、旅游、饭店、餐馆、报纸和广播业的兴趣。之后，拉里过来了，说了一番话，在我看来，那番话才是那次聚会的真正目的：
“你们几位说想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弄在一起的，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
我泛泛而论道：“我们本来都快要谈妥了。但是，汤姆当时还有别的选择，他走了资本重整的路。”
“在你们谈话的时候，你觉得汤姆这个人怎么样？”迪奇问得直截了当。
我妈妈曾对我说过：如果拿不定主意，那就讲真话。我也照做了：“我觉得他这个人有点问题，结果又去管理一家有问题的公司，但他并不适合做那件事情。”
迪奇点头微笑。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986年9月10日，惠曼终于挨了一板斧。帕雷作为公司董事长又回来了，迪奇成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惠曼的自毁过程完成了。
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够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撮合在一起？
有太多的自我意识挡在路上，银行家的、律师的、惠曼的、我自己的，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我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
► 对惠曼的手下宣布，将由我本人出任公司总管，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而且伤害得毫无必要。
► 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时候把计划写在新闻稿里，这无异于往别人的伤口上抹盐。
如果当时我的姿态低一下，方法更温柔一些，事情就有可能办成了。太早就暴露出自己的实力，这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
有话直说：不要让自大意识冲昏自己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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