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超出我们的预期。”比特纳对所有人都这么说，“发行量！广告！还有他妈的亏损！”
我顶住他们的压力，没有把广告费费用大幅提升，因为广告客户会觉得自己被人欺骗了。任何一家新店一开始总是很脆弱的。因此，尽管每6个月的调整幅度很高，但我们是慢慢调整费用的。15年之后，我们利用同样的方法经营《今日美国》。
到1968年8月，出版29个月后，我们终于摆脱赤字，账本变成了黑字，比计划提前了很多时间。从那以后，《今日》一直都在盈利。
不到1,000万美元的一项投资，在20年时间内，每年创利平均数为百万美元。如果把那份报纸销售掉，它的市场价值将达2亿多美元。
月球上的送报员
尼尔·阿姆斯特郎终于1969年成为在月球上行走的第一个人，我也决定全国第一张太空时代的报纸也应该送达那里。因此，我问加内特当时的董事和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负责人詹姆斯·韦勃：“如果想把《今日》送上月球，我应该跟谁谈？”
韦勃是位好朋友，但他对此想法抱以大笑：“他们不能这么做。不准有任何商业产品。”
我决定去找更高层的人。林顿·约翰逊总统是太空计划的热烈支持者。他到这边访问的时候，我们为他安排了一次社团早餐。
“《今日》报道太空计划，别的任何报纸都没有这么做。我们想送一份到月球上去。我应该找谁谈论此事？”我问总统。
“这你办不到。他们不带商业产品。”约翰逊总统说。
我并不准备拿“不行”当做一个答复。我从来都不是这么做的，一定会有什么办法能够做到。
我转向布迪·贝克，当时是《今日》的执行编辑和以前的推销经理：“布迪，你得想出一个办法来，好让哪位宇航员把《今日》带上月球。”
在那些日子，宇航员是可可阿海滩居民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生活话题。并不是汤姆·沃尔夫在他半事实、半虚构的著作《合适话题》中所说的那个样子，但是，宇航员跟当地的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当天晚上，贝克去可可阿海滩的李卡伦狂欢酒吧找到酒友宇航员阿兰·b·谢帕德。他告诉谢帕德说，我曾跟林顿总统和韦勃谈过话。
“帮我一个忙，让我在老板面前成为红人，”贝克这么请谢帕德帮忙。谢帕德真去帮了。在他下一次的登月飞行中，除开高尔夫球棒和高尔夫球以外，他还带上了《今日》的缩微胶卷。谢帕德经常拿这事开玩笑，说他是月球上的第一个报童。贝克经常吹牛，说完成了一件老板也办不到的事情。
通过此事我也明白了，有时候解决问题就应该直接去找能够办到此事的人。例如，如果在拥挤的希尔顿酒店需要一个套间，我不必直接打电话给朋友巴伦·希尔顿。我可以跟办公文员说几句好话，或者找助理经理就行。
我对美国总统寄予的期望过高，也对美国航空航天局前任负责人期望过高。但是，我们想要送上月球的目标却直接地实现了。
《今天》是一个决胜者，是二战以后创办的任何规模的新报纸当中第一个成功儿。已经有数十家报纸先后死亡，而现在却出现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新生儿。
《南达体育》那只猴子终于从我背上跳走了。
有话直说：高山与鼹鼠丘之间真正的差别，就在于你观察事务时的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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