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谁劫持了中国证券市场

    1500点政策底被破，是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件。值得大书特书。

    何故？“政府”之失败，市场之胜利也。撇开那些已经成为这场惨烈战役牺牲品的投资者的感情，所有的市场主义者都有理由为此击掌欢呼。

    翻开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你会发现这是一部裸的政府干预史。政府干预几乎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包装上市，还是摘牌退出；无论是利润操纵，还是虚假重组，我们都可以看到那只自诩为“理性”之手的操控。自然，大盘行情本身也无法逃脱这种操纵。不幸的是，在中国证券市场过往的记录中，这只手百战百胜，未有败绩。这不仅膨胀了操纵者的狂妄，也强化了被操纵者对操纵者的膜拜和依赖。而“5·19”行情正是在这两种畸形心态的共振之中所产生的一次“非理性狂热”。虽然到目前为止，市场的崩溃还未有结束的迹象,人们还很难完全清理这一次“非理性狂热”的灾难性后果。但我们现在就可以宣布的是：这是一次失败的操纵，操纵者和被操纵者都已经并将继续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在种种被利益所遮蔽的舆论纷扰中，弄清这一次崩溃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这是一次清扫中国投资文化的难得契机。不如此，政府和投资大众两方面就很难从痛苦的“经验”中吸取正确的教训，确立对市场的尊重和敬畏。

    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舆论那里，本次股市崩溃是由于政府的反向干预所造成的。这种反向干预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加强监管，二是国有股减持。我们先来看监管。抛开监管在道义及法理上的正当性不论，单从逻辑上说，监管也不是本次暴跌的主因。从“5·19”行情到去年6月，大盘涨幅已接近翻番，许多个股更是上涨几倍有余。庄家兑现是迟早的事，即使是那些身陷泥潭、举着扛铃的庄家，其斩仓出局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在股价严重脱离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情况下，庄家与跟风者的结盟只能是短暂的，因为对跟风者的屠杀是庄家惟一的获利手段。没有监管，这种零博弈关系不仅不会消失，甚至会变得更加残酷。监管的到来不过是加速瓦解了这种本来就虚假的“亲密关系”。所以，监管顶多也只是提前了暴跌的时间，而决不是暴跌的理由。

    管有多少人在心里将这次暴跌诿过于监管，但正如前述，监管毕竟具有道义和法理上的正当性，于是，“国有股减持”便成为人们泄愤的替罪羔羊。我们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当时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具有强烈的剥夺色彩，是非常不道德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股减持”好不好是一回事，是不是市场暴跌的原因则是另一回事。一个简单的算术是，每年新增200亿元流通量难道会对这个1万多亿流通市值的市场产生如此大的杀伤力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在2000年及2001年上半年，在增加了几千亿新股流通市值的情况下，市场还会牛气冲天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假如不健忘的话，我们应该记得，在国有股减持方案最初出台的时候，一些有心的舆论是将它作为利好来炒作的。市场还为此狠狠地炒作了一把所谓“国有股减持”概念。退一步说，就算是“国有股减持”方案是造成暴跌的元凶，那么在证监会暂停了“国有股减持”方案之后，这个理由也已经不再存在，为什么市场还会暴跌如许呢？可见，众人皆曰该杀的“国有股减持”并非是罪魁祸首。借机说事者不过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逼管理层放松监管或出其他利好而已。

    回顾2001年的市场，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政府没有出台任何实质性影响资金供求的利空政策。相反，政府还适时推出了诸如开放式基金等多项利好。其实，在任何一个常识健全的人看来，这个市场暴跌的理由实在不胜枚举。如此高的市盈率，如此多的假账公司，如此“黑”的庄家和机构投资者，如此缺乏基本职业道德的中介机构，如此不稳定的政策。这些难道还不是暴跌的充分理由吗？由此看来，引发2001年暴跌的是市场自身的力量，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市场回归。将暴跌解释为政府的反向干预完全是心理学所说的“归因偏差”。就像自己在高速公路上乱闯被车压死，非要说被仇家谋杀了一样。

    那么，投资者为什么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健全的常识，而一定要委罪于政府的反向干预或操纵呢？依我之见，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投资者的常识的确出现某种错误，他们真的认为政府的反向操纵引发了市场暴跌。在这些投资者眼中，政府是无所不能的，想让大盘上就上，想让大盘下就下。这种常识的扭曲被政府一次次成功的干预所强化。算是投资者对中国政府的一种适应性预期。第二个可能原因是，投资者“故意”让政府承担责任，引诱政府在内疚心理的趋迫下出利好救市。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政府是有能力操纵至少是调控股市的。他们天真地相信，只要政府改变干预的方向，他们就可以解套甚至盈利，而政府的能力在他们那里似乎从来就不是问题。这种对政府能力的绝对信任的心理其来有自，源远流长。

    中国改革20年，经济进步不小，但国民性的改造却原地踏步。换句话说，今日中国之国民性依旧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民文化相距甚远。这种以极权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国民性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自我负责精神的严重缺失。在这种文化的逻辑中，政府的政策是个人行动惟一或最重要的根据。他们当然地认为，只要按照政府的政策去做，就理应而且肯定会得到回报，而根本不必顾忌这种行为是否违背理性。他们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会对自己负责。正如中国股市中那句荼毒甚广的股谚所言：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这句完全漠视证券市场基本规律的格言能够走红本身就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文化已经发生严重畸变。然而，作为分散和无组织的个人，投资者只是文化的被动适应者，他们无力也不可能去主动改变这种文化。维持并强化这种文化的，恰恰是政府。正是政府一次次以行政干预的力量强化了投资者对政策的依赖。如此，政府的理性便轻而易举地取代了投资者个人的理性。投资者对政府政策不假思索的响应，虽然可能有助于政府某些短期目标的顺利实现，但却可能对政府的长远计划造成致命的伤害。用证券市场的术语来表达叫作：短炒。令人困惑的是，管理层在迷恋于这类明显具有饮鸩止渴色彩的频繁“短炒”的同时，却对中国证券市场致命的制度性缺陷视而不见，比如全流通问题，比如外部的法制建设问题。自我膨胀必然导致悲剧性的冒险。“5·19”行情就是这种自我膨胀的一个逻辑结果。然而，这一次管理层不仅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它的敌人。市场之手终于祭出了这杯酿造已久的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