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岁的儿子因为骂二十多岁的妈妈而论死，现在看来很荒谬，但在宗法社会这很正常，宗法社会是家国同构，国就是扩大的家，这个国家所有人的家长就是皇帝、皇后。所以高阳还赞扬这个判决十分公平，他认为，“法律贵乎有弹性，尤贵乎言简而意赅，汉高入关的约法三章，定四百年上下信守之基，而至今精神不失，乃由于此三章约法出于人人谓然的人情”。
高氏这番论断我不敢苟同，尽管这番话包含有自然法的某些元素。这种判案方式在家长制的皇权时代，尽管能应付，但祸患无穷，法律弹性越大，判案者的自由裁量权也越大，也越能使有权者利用这弹性伤害弱势者。
《明史•后妃传》载，“一日，‘马皇后’问帝（明太祖高皇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尔所宜问也。’后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朱元璋极力防范后妃干政，因此他认为马皇后不该问老百姓是否安宁这类政事，可马皇后的回答让他哑口无言，既然国即家，国法即家法，国事乃家事，父亲可以管儿女，母亲为什么不能问儿女的生活状况呢？
所以说，国法即家法，在明代有时候也不能自圆其说。当然，人家照样可以解释：夫唱妇随，一家子只能由老爸说了算，但当母亲的“过问、关心”是否应该在允许的范围内，因为这是“慈母”的分内之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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