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到明清，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皇帝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多疑，对大臣们的防范越来越严密，大臣们为了避祸，表面上越来越恭顺。刘邦建立汉代后，尽管自己出身卑微，但他尚有一种“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自信，尽管韩信遭受兔死狗烹的命运，但高祖释放了劝韩信造反的蒯通。蒯通在他面前自辨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也。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汉高祖有这番度量，没把功臣都杀完或者全部剥夺权力，所以他死后，诸吕为乱，周勃和陈平才能诛杀诸吕安定汉室。
到了朱元璋，干脆废除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权力是收回来了，可一旦碰到皇帝昏庸，大权必然被宦官蚕食。所以黄宗羲感叹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做皇帝的不是不知道权力集中于一人会带来弊病，但他没办法信任大臣们，不得不如此。用钱穆的话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情或法术”。从汉代到明清，制度的东西越来越少，法术的东西越来越多。二者有什么区别呢？砍柴不揣简陋，大胆打个比喻。比如一个国家有总统府，有内阁，有参众两院，不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何产生，他们的权限等等，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家按着程序来办事就是尊重制度。如果一个总统不放心总理，自己很随意地再设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把内阁的权力夺过来，这就是法术。清朝比明朝更进一步，不但不设宰相，到后来连内阁六部的权力也削夺了，直接搞一个军机处这样的私人秘书机构。
所谓“法术”，就是黄宗羲在《原法》中所说的“非法之法”。皇帝“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因为天下人都知道皇家装宝物的盒子在哪个地方，所以皇帝每天不得不防备这个宝盒是不是被人觊觎被人偷盗，黄宗羲说：“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因此，像朱元璋这样的多疑皇帝控制术再严密，手下的臣僚再乖巧恭顺，也不能保证江山万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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