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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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族意识与汉化迟滞(2/2)

    从元朝统治者多数都不识汉文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他们对汉文化反应的迟钝性。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给帝王们进行传授。伴君如伴虎,既要把儒家的经典思想丝毫不差的让帝王们理解,又要小心的察言观色,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

    清人赵翼曾就此作过专门的研究,他一语点出了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的本质。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这就是当时蒙古官吏存在的真实现象。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

    这要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即使在满族统治的清王朝,也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元朝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的事,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还有一桩事,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

    细节的东西,就可以体现整个元朝对于汉化问题的衰弱性,不正视问题的存在,不更好的协调与吸收,就注定了他们与整个历史发展潮流的悖逆,其过早的被历史舞台所淘汰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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