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身边，善于揣摩上意（readhismind）者，不乏其人，杀宋教仁固然是他们的功劳，推动帝制当然也少不了他们。除了众所周知的筹安会、请愿联合会，他们还从美国引进一位高人，为帝制给出了学理上的根据。此人便是一流政治学专家、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後来差点被推选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古德诺教授（f.j.goodnow，1859——1939）。他被请到中国作了一年半调研，写出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广征博引，结论曰：“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951页）。吾国近代一直有崇洋之风，流被所及，袁世凯亦不例外。民主先进国家中第一流专家今亦赞同帝制，对此前“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170页）的袁世凯来说，不啻服用了一颗超级大力丸，再经其子袁克定、智囊杨度等狂热分子一通天花乱坠的鼓吹，袁世凯终于把持不住，做出遗臭万年的事体。此可谓为人所诱也。
当然，虽可谓被逼被诱，袁世凯决不能以吾国足协惯于借口之“负该负的责任”逃罪，他必须负全责，盖“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152页）。不过，唐氏之议论若止于此，犹算不上真正的“同情之理解”。他的高明，在于厘清史事，取得对袁氏当国的“同情”後，能够表示出对近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辛亥革命後，绵延数千年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即完成第二次“转型”——仍需很长很长的时间方可奏功。袁氏痴梦固不久长，百年亦嫌其短矣。
唐氏之论，固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然其确具“同情之理解”，不愧为“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则窃心许焉。简雅可诵之文字，引今证古之妙喻，尤其馀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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