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结局，正在此时，南京发生总督被刺案，慈禧赶紧替他找了个台阶，命赴南京查案，教案则交由李鸿章接手。其时，法、英等国不断在外交和军事上对清廷施加压力，国内舆论也渐形激烈，当此内忧外扰之际，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出谋划策，要帮政府渡过难关。其中，嘉兴人朱采的建议书尤有特色，值得介绍。

    朱采的建议异乎流俗之谈，而如南粤某画报促销语所谓：“另有一套”。当时言论，多倾向于两个极端，不是悲观的求和派，就是激愤的主战派。求和，即谓无条件接受法国人的一切要求——不仅要处死“暴民”，还要指名处死幾个与此案有关的官员，此外，赔款、改约更不在话下。主战，则谓拒绝法国人一切要求，不惜玉碎。在朱采看来，求和，“亏国体，失人心”；主战，则是不谙利害，徒逞一时之气。俱非善策。他提供了第三种思路：“外示和，内严备，而以众怒难犯胁之”。外示和，是说不温不火继续谈判；内严备，则谓调兵遣将、各地严防，准备打仗。这两句话的理论根据是：“能战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算是车轱辘话，听上去大有道理，只是操作起来无所适从。他的意见最重要的还是末尾那句：“以众怒难犯胁之”。他说，政府应对各通商口岸所在省份的督抚下发密旨，让地方长官组织爱国民众“编造”各式各样的“讨夷公檄”，说尔等法夷在天津等地犯下“挖小儿心眼”诸般罪行，不自反省，还要“索取官长及百姓头颅以泄其愤”。我国政府“顾惜大体，仍讲和好”，但是，我辈爱国群众可不吃这一套，决“不甘与挖心挖眼之虎狼同国而居”。今已组织若干“义旅”，只待战斗在第一线的天津民众振臂一呼，我辈群众必将“约定日期，同心灭夷”！尔後，再由督抚出面安抚民意，“令众百姓无妄生事端”。云云。原来，朱采的建议乃是一个剧本，让民众唱红脸，政府唱白脸，以吓阻法国人。当然，若法国人不懂得欣赏戏剧，执意闹场，那咱也没办法，只好假戏真做，“集兵力，结民团”，大战一场了。

    当政者并未采纳朱氏的建议，但是，这并不是说朱氏的建议就此湮没无闻。三十年後，政府与广大爱国群众对这个剧本稍事修改，演了一出大戏，剧情轰轰烈烈，极为可观，只是结局不太理想。朱采似因此伤心过度，大戏落幕不一年，他便悄然辞世。

    先上车，不买票

    清代各部最高长官是尚书，其次是左右侍郎，此辈即所谓堂官；其下便是郎中、主事，此辈即所谓部吏；再下，就是负责文案、收发、拟稿、誊缮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并不是各部“在编”人员，而类似今日之“临时工”，待遇不高，福利全无，却承包了单位上最累最苦的活——即所谓胥吏。清代历朝会典、律例及各部则例所载法规，叠起来差不多有幾个人高，能初步熟悉一遍就很不容易了，胥吏们却烂熟于心，能做到遇事援引，毫厘不爽。那些已将半辈子光阴消耗在八股无用之学的的干部（旧称老爷）们，又有幾个做得到？因此，对经胥吏整理出来的处理意见，堂官、部吏总是画诺同意。但是，胥吏工作繁冗，作用重大，所获报酬却微不足道，无疑极不公平。部费，便是用来消弭此种不平的经济上的解决方案。因此，某胥吏尝作大言，说：衙门若像一辆车，来衙门办事的就都是客，我辈则是车夫，堂官不过是拉车的骡子，“鞭之左右而已”。

    当然，想坐车却不愿花车钱的赖皮不是没有。例如，乾隆爱将福康安，在西藏平乱，军功显赫，回京後至户部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乃悍然不提部费。胥吏们却不吃这套，推举一个代表到他家“讲数”。福康安大怒：小胥竟敢公然索贿？代表不卑不亢，说：岂敢岂敢。但您这次报销军费多至数千万，账务繁冗，势必多招一些会计，日夜赶办，争取在数月之内清账，乘着皇上心情好，批上“同意报销”四字，才叫皆大欢喜。若舍不得花钱增雇人手，仅就现有之人陆续办理，则幾年下来都搞不定。届时，皇上一见：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必然生厌，万一说出两句重话，被那些承风希旨的言官们听到，借题发挥，说不定就办出一件贪污公款的巨案。因此，让您及时缴部费，实在是一片好心啊。福康安一听，还真有道理，立即批了二百万的部费。这个例子说明，部费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