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长江中、下游说：此说以安志敏和林华东先生为代表。安氏认为“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气候温暖湿润，沼泽众多，较早地产生了稻作农耕，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普遍有所发现。……这些发现不仅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广泛发展着稻作农耕。并且长江中、下游可能是它的起源中心”
（《考古》1984年第5 期）。对此全面论证而又较令人信服的应首推林华东先生的《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东传日本》一文，林氏指出华南说、云贵高原说和黄河下游说，大多缺乏考古学证据，尤其黄河下游说和云贵高原说证据更是十分薄弱，李江浙主张的黄河下游说，单靠文字训诂与强解典籍。缺乏作物学、生态学支持，难为学术界接受。云贵高原说虽占有“天时”、“地利”，然其致命之处是缺乏“人为”因素。须知道原始人从普通野生稻驯化成栽培稻，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但要有萌发栽培植物的心理，而且还须具备较先进发达的文化土壤：《吕氏春秋。审时篇》所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便是这个道理。云南、贵州地处崇山峻岭的高原地带，人烟稀少，原始文化发展迟缓，因之，作为稻作农业起源地可以排除；华南地区“天时”、“地利”优势显著，然史前稻谷遗存发现很少，年代也不早。究其因，或许同两广地区采集食物来源充裕，因而缺乏萌生栽培作物的有关。
相比之下，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但具有“天时”、“地利”，同时还拥有“人为”条件，而考古出上的众多早期稻谷遗存及定居聚落遗址，更可为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栽培稻起源地找到合理的答案。（见林华东著《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不过，学术界也有主张栽培稻的起源应是多元的，如日本的冈彦一博上明确指出，“栽培稻是多元起源或分散起源的”（《中国水稻研究所丛刊之四》1985年）。裴安平先生也认为“在中国，与其将长江流域当作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即使认为这些区域就是某种意义的中心，那么在中国也不止一个或二个，而是更多。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经历”（《农业考古》1989年第2 期）
（朱月琴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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