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研究诸子起源的学者颇多，然而分歧仍然很大。章学诚毕生致力于学术原委的探讨，得出“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后世文学，必溯源于六艺”的结论，在根本点上仍属于庄周一派。汪中、龚自珍、章炳麟、刘师培则拥护班固，主张诸子“大抵出于王官”（章炳麟《诸子略说》）。对此，胡适等人极力反对，祖述刘安，强调政治生活对学术的深刻影响。显然，胡适派的弱点在于只明诸子思想之所以生，而不明诸子思想之所由生。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诚足以影响学术，然不过动机之一而已。”其他的“动机”有哪些？决不是这班学者所能理解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侯外庐等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社会经济的变革是诸子兴起的“主要的物质基础”（《中国思想通史》第1 卷），一反前人旧说，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说”，使诸子起源的研究迈出关键的一步，注意了以往学者所不能理解的经济对意识形态的最终支配作用。
但是，正如恩格斯提示的那样，“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诸子学术的发生除经济、政治的影响之外，必定是基于先前的思想资料。这些资料是什么？当代学者对此进行了重新考察。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说：“殷商遗墨，两周典质，质直为文，此诸子散文之所由兴。”无疑是说诸子思想是对先前一切文化遗产的继承。
可惜的是这种说法失之过泛。救弊者矫在过正，又分别提出诸子出于道家、礼教、黄帝、《尚书》诸说。当然也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那么，诸子起源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看来尚需学者们共同努力，“上下而求索”。
（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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