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是夏代文化，第四期是早商文化。孙华的《关于二里头文化》（见《考古》1980年第6 期）就持此说。其理由是：（一）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的一万平方米的宫殿遗址是夏代后期遗存，它的废弃应与商灭夏事件有关，压在宫殿台基上的第四期遗存，可能是商人灭夏后的遗存。（二）在二里头第四期遗存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因素，并成为该期的主流，有许多特点已表现在二里岗商文化中，这种文化面貌的相似，反映了两者文化性质的一致。（三）二里头一至四期的绝对年代说明一至三期均在夏纪年内，应是夏文化；第四期与二里岗下层商文化年代相近，应是早商文化。根据二里头遗址中出现的宫殿基址，结合古文献中关于夏都的记载，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夏都平阳，而非汤都西毫。
以上意见有其一致之处，但分歧也是明显的。这些分歧涉及到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以及商代文化的关系，同时这几种意见立论的着眼点和论证的方法也有差异。由此可见，强调运用考古手段去探索夏代文化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仅有助于夏代历史的研究，而且对于研究我国原始社会的解体、奴隶社会的形成等问题，对于理解马列主义国家学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具体时间。探索夏文化问题无疑地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问题。尽管目前确切地判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时代还缺乏更多的证据，它只是一座刚刚打开的迷宫。但是，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出现和讨论上的进一步深入，我们深信这个课题必将获得圆满的答案。
（俞奭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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