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从陶罐上也可以找到模仿的印记，即一种敛口、平底、三足瘦长外撇的陶鼎，在战国中期以后的楚墓中经常可以见到。因此，我们在研究器物型态学的时候，既要看到楚文化对外民族的影响，又不能忽视外民族（如越民族）的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总而言之，目前郢都所见的两件“越式鼎”皆属楚人所用的器皿。这两件铜鼎与湖南资兴旧市出土的越式铜鼎“相差较大”，（参见熊传新、吴铭生《湖南古越族青铜器概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相比之下，湖南资兴旧市越式鼎带有浓郁的越文化特征。
5.春秋末期及战国初期，以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为主的诸侯之间经常发生争霸战争。楚、越常发生战争。据《史记。楚世家》：“熊渠甚得民间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郢。”又曰：“镇尔南方夷越，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最后一次战争，越国终被楚灭。秦汉时越族与汉人（楚）杂居。先奏时，古人在他乡死后，一般归葬故土。据目前郢都附近的江陵、当阳发掘的上千座楚墓来看，“仅见两件与越式鼎”。由此推测此墓是楚墓。
然而，在江陵地区楚墓中有随葬越人兵器的现象。如望山一号墓出土一把“越王勾践”铜剑，便是一例。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望山一号墓是楚墓。此墓虽无纪年，但经过上述分析，联想到江陵是楚郢都的腹地，所以判断蚂蟥山发掘的一座不是越人墓。
至今，江陵蚂蟥山战国墓中出土的“越式鼎”引起了如上的争议，究竟此墓是越人之墓，还是楚墓中随葬的越式文物，结论尚不清楚。
（傅丰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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