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我国著名的外贸城市，早在唐宋，对外贸易就十分兴旺，至清代就更加繁荣了。现在，在广州文化公园后面，有一条名叫“十三行”的街道。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一条极为平常的街道，普通的商店，普通的住宅，与别的街道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你可曾知道，从清代初期到鸦片战争的100 多年时间里，清代著名的对外贸易机构——十三行商就设立在这里，使之成为当时广州最为热闹的地方。
十三行商（也称洋行），在清代的对外贸易活动中举足轻重。行商由政府指定，属半官半商性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外商的代理人，同时还负有约束和监视外商的责任，有时也代表政府向外商传达有关官方的文件和政策。十三行商是外国资本主义商人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中介人，既带有封建性，又带有买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商可算是近代中国买办阶级的前身。
由于十三行在清代对外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以后很多经济史，地方志史等方面专家学者的兴趣，发表了不少研究和考据文章。关于具有外贸机构意义的十三行，人们一般认为它诞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但也有说建立于1686年的。十三行这个名称是怎样来的？除了清代洋行这个意义外，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对此，人们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十三行的得名，是因为行商成立时不多不少，刚好是十三家，故名十三行，日本学者根岸佶就持这样的观点；有人认为十三行这个名称在明代已有，清代是“沿明之习”而已；我国学者彭泽益等人则认为不是“沿明之习”，其命名含义也无另有所指，而是随着洋货行的产生而出现的一个因循习俗特有的名称，用以区别其他行口，同时作为一个洋行商人的行帮统称而已。换一句话说，十三行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
有人认为上述三种说法都依据不足。以根岸佶论点为例，十三行商在全盛时期实不止13家。雍正时有四五十家，乾隆时亦多至26家。后来也有少至13家以下的，最少时只有4 家。只有嘉庆十八年、道光十七年，洋行数才恰好为13家。因此，认为十三行的得名与洋行数有关的论点不能成立。至于“沿明之习”的说法，依据也不充分，因为明代经营商业的行商只有“三十
六行“，并无”十三行“之名。著名学者吴晗在《广东十三行考书评》中认为”广东洋货行也许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中之十三行，故即称之为十三行“，这一论点被许多学者认为可作十三行得名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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