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有人开始把两个刘时中混为一谈，如隋树森编《金元散曲》说“时中号逋斋，古洪人……”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也持这说。后来又有人趋于承认两个刘时中，以现有小令归刘致，现存套曲归“古洪刘时中”。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注释中说：“元曲家有两个刘时中，现存小令作者为石州宁乡（山西平阳县）人，因父任广州怀集令，流寓长沙。大德二年为翰林学士姚燧所知赏，被荐为湖南宪府吏，后任永新州判、翰林待制、浙江行省都事等职。现存套数（曲）作者为南昌人，以其《代马诉冤》套曲来看，可推知为落魄文人。”
近年来，《上高监司》套曲的作者是谁的争论再度兴起。分歧双方相互间论辩驳难的激烈程度远胜于前，而且在论据上也比过去要充分得多。其中孟繁仁力主刘致创作说，并从作品的内容出发，提出了四条判断标准：一、散曲作于上距发行楮币60年左右；二、当时江西正发生一场旱灾；三、有一位出自相门之后又做了宰相的高姓监司主持了赈灾工作；四、当时曾爆发过一次“红巾起义”。根据这些标准，孟繁仁推断套曲作于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理由是正值中统元年始行钞法后57年，与60年之数相近；又据《元史》记载，延祐二年五月，南昌附近曾遭旱灾侵袭，符合曲中“去年时正插秧……旱魅生四野灾伤“的说法；高监司指当时正在江南诸道行御台做侍御史的高昉，他的祖上曾仕金为太师，他本人也于延祐三年冬十月被召为”中书参知政事“，四年升中书左丞，五年升中书右丞，与套曲所说完全吻合；至于”红巾“起义事，系指延祐二年七月至九月发生的蔡九五起义。孟繁仁的这个解释虽说很全面，但也有不妥之处，如一、蔡九五起义史书上并无与”红巾“有关的记载；二、刘致虽然当时健在，但据有的学者考证，他并不在江西。
因而也有人坚持南昌刘时中创作说，孔繁信认为套曲作于至正十四年，因为此时红巾军已经起义，而且曾经在黄河流域被元军击败，首领韩山童被捕遇害，切合套曲“这红巾合命殂”的曲辞；至正十年（1350年）江西诸地也发生过严重旱灾；若以至元年间实行钞法算起，当时恰好60年多一点；那位在江西赈灾的高监司，他认为是至正十二年“复拜南台御史兼太尉，总制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军马”的高纳麟，而刘致在这时早已死去。孔繁信说法较为严密，但是也有漏洞之处，套曲中云：“相门出相前人奖，官上加官后代昌。”查高纳麟祖系和本人仕历，都未高居相位。
看来，以上两家说法均有道理，也都有难以自圆的地方，《上高监司》的作者究竟是谁？以及高监司是何人？这篇作品作于何时？这一系列谜仍有待于人们用更新的、更为确凿的材料来作出圆满结论。
（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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