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有托空言而有梦别催书之情事哉？“
冯浩就是这样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的观点来解李商隐的《无题》诗。朱鹤龄更是几乎把李商隐所有的爱情诗都说成是“美人香草”的“忠愤”之情的寄托。他曾说，由于当时“阉人暴横”和“党祸蔓延”，诗人“厄蹇当途，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漫语之，计莫若瑶台璚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可以无罪，而闻之足以动。”他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尽管表面写爱情，而实际却都是“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清代的程梦星及近代的张尔田、汪辟疆，对《无题》诗的解释也都持这种观点。
在主张《无题》诗都是政治诗或都是爱情诗的观点之外，清人屈复有一段透辟的见解，值得我们注意：“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如‘日月霜里斗婵娟’、‘终遣君王怒偃师’诸篇，寄托明白，且属泛论，此可知者。若《锦瑟》、《无题》、《玉山》诸篇，皆男女慕悦之词，知其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凿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附会牵扯。“屈复的这一段话比较符合李商隐《无题》诗的实际。李商隐的《无题》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它取材广泛，内容多样，既有寄意深远的政治诗，也有哀感婉艳的爱情诗，还有其他抒情诗，难以一概而论。至于其中某首具体的诗章究竟是爱情诗还是政治诗，则随读者的审美思想、情趣的差别而见仁见智，因而对《无题》诗的具体篇章的争论还会随着李商隐诗歌永久的艺术魅力而一直延续下去。（许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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