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学界对秋瑾“开枪拒捕”之说提出了疑问。郭长海于1982年第12期《学术月刊》撰文认为：秋瑾在得知徐锡麟起义失败，风声日紧的情况下，采取了应变措施，如销毁光复会文件、革命党人来往函件，将学生操练用的枪枝弹药数十支藏匿。她要渡过难关，静待一周后的全省大起义。
从被围的客观情况看，也不存在武装拒捕的可能性，清兵400 余人，而大通学堂在校学生只有10多人；案发时清兵一无伤亡，学生中只有两人在越河逃跑时中弹伤亡，当时与秋瑾同时被捕的还有程毅等6 人，其中有叛徒蒋继云，他们的口供以及其他档案都没有秋瑾“开枪拒捕”的记载。至于贵福的“告示”咬定秋瑾“开枪拒捕”，是因为秋瑾被捕前已藏起枪弹，烧毁文件，定罪无凭证；秋瑾被害后，贵福又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他知道治下的臣民“犯上作乱”将会祸及自己。而且，他平时和大通学生的关系也不错，在大通学堂开学之日，曾书赠秋瑾一副对联：“竞争世界，雄冠地球”。审讯时，秋瑾在公堂上指着贵福说他也是“同党”，这使贵福必欲置秋瑾于死地而后能安了。所以，他一夜之间三次往访劣坤周百图，以谋“杀秋法条”。商议结果，“拒捕已可为据，贵福采纳之”。（见《秋瑾史料》）于是，在向巡抚的报告和《安民告示》中都说秋瑾“开枪拒捕”了。
秋瑾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被捕后大义凛然，坚不吐实，壮烈牺牲，为何没有武装拒捕呢？《浙江学刊》1983年第1 期发表潘鹤松的文章，认为秋瑾是出于战略上的深谋远虑，即等待嵊县党羽万余人的到来，然后举事，共同袭取杭州。另外，秋瑾对当时形势的险恶、敌情的严重估计不足，以为只要藏起枪弹，销毁文件，便可如四月间搜查大通学堂一样无事了。
（贾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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