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的观点。1941年，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经世大典。站赤》中发现了一篇与马可。波罗有关的史料，史料提及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八月，尚书阿难答等上书说“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云云，所提三位使者名字和《游记》中所讲的阿鲁浑王三位使臣名字完全相同，从而确定波罗一行于1291年离开中国。这一发现为学者所推崇，向达称它为游记的真实性问题和年月问题提供了“极其可靠的证据”。法国学者伯希和从伊利汗国史书《伊利汗史》和多桑《蒙古史》中找到类似资料，结论和杨教授不谋而合。克鲁纳斯文章在《泰晤士报》发表后，杨志玖又著文（见《环球》1982年第10期《马可。波罗与中国》）力驳其说，把他的每个证据都检查了一遍，说这些情况虽然基本属实，但推不出波罗没到过中国的结论。第一，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到目前为止的确没有发现直接记载波罗的史料，但有间接资料，上引《永乐大典》便是；第二，波罗不是文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没受过高深的教育，著书环境在监狱里，没什么图书资料可供参考，而且是同狱难友记录的，能达到我们看到的水平，已是很不简单了；第三，他可能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同样，他不认识汉字，文化水平不高，因而不提汉字书法和印刷术；第四，书中地名多半用波斯语或蒙古、突厥语表达，说明他接触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而很少接触汉人，不识汉字，因而中国地名多用那种拼法。
另外，也有人认为，波罗只到过大都（今北京市），对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载，都是从大都听来的。说他到过大都，也就是承认他到过中国。几种观点并存，谁也说服不了谁，对于马可。波罗究竟到过中国没有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解开这个谜的关键就在于揭示襄阳献新炮法的真相。
（华林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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