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介绍说。黄兴领导的华兴会重要成员章士钊叙述比较详尽。他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写道：1904年冬初吾抵东京未久，克强移来同居。适中山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中山喜。翌日，吾若宫町宅，有先生足迹见临。杨度本人也多次向亲戚朋友讲过他介绍孙、黄相识的情形，言之凿凿。左舜生在《万竹楼随笔》中记其事：“皙子（杨度的号）乃介绍黄克强先生与中山晤谈，孙、黄之携手，实以皙子为之媒介也。此事余亲闻之皙子，时在座同闻此一段故实者，为章太炎先生、赵夷午先生、皙子先生之哲嗣公恕及余也。”（按：夷午应为炎午，即赵恒惕，公恕应为公庶。）后来左舜生在《黄兴评传》中重申：“克强与中山第一次见面，乃为杨度所介绍。”
章士钊、左舜生二人的回忆，内容吻合，但在时间上有异。章说无确切时间，大抵上是在1904年冬初以后，左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查黄兴是在1904年11月抵东京的，结识孙中山不可能在1904年冬初或1905年7 月以前。宫崎介绍说和杨度介绍说，长期以来各说各的，无人辨正，包括孙、黄初会时在场的末永节（他活了96岁，1965年才谢世）、亲闻杨度回忆的赵恒惕等。近时报上有文讨论此事，带来了揭开这件故实的希望。
有人注意到宫崎回忆中的一个细节：黄兴等探出头来，见到孙中山就说：“啊，孙先生！”说明黄兴等在这以前已经认识了孙中山。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与此有关的是，孙、黄的挚友日本人萱野长知在描述孙、黄于凤乐园会见时说他们是“久别重逢”。
还有人注意到，宫崎的回忆虽然最早，但是有讹误。如宫崎说他在东京认识黄兴是明治十三年（1901年），而事实是黄兴1905年6 月才抵东京入弘文书院，1901年黄兴还在武昌两湖书院。又如，宫崎说孙、黄初会时宋教仁在场，而查宋教仁日记、张继《回忆录》，均未提到宋教仁在场。显然，宫崎回忆有误。宫崎介绍说在前，杨度介绍说在后。后说客观上否定前说，但现在看到的文字记载，字面上没有纠正前说。后说见诸文字以后，当事人只有末永节在世，他持何见解，不得而知。
宫崎介绍说发表时，孙、黄均在世。他们不知道宫崎说的可能性极小。（宫崎的《清国革命军谈》1911年10月9 日起在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发表，同年10月29日起上海《时报》译载。）他们有可能是赞同的，有可能无暇顾及，也还可能并不赞同但不便改正，这就和杨度的政治行迹有关。
杨度的政治主张，不但在孙、黄相识时与孙、黄不同，而且在同盟会成立后，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后，杨度一步步地走向另一阵营，以至成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首脑。（后来又参加革命，1929年秋加入中国。）
由此看来，是宫崎还是杨度介绍孙中山黄兴初会的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
（张增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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