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年已20岁。如享年百岁，则“共和”之始年25岁。大凡有过人才智者，不必定待及壮年而后才有所为。何以断言身为世子的共伯和年仅20，就不能“干王位”？当时国势颠荡，亟需一位能控制局势而又得民心的人，卿士们虽顾念宗制，也有不得已而让共伯和干政的可能。从另一方面看，以共伯和德行不符来否定他曾干政，也是有失偏颇的。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无不表现为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微的、但习以为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纯粹的道德化标准不能作为解释与衡量历史是否进步的最高标准，更何况是在讨论对于暴虐的周厉王进行取代这一具体问题上。共伯和不杀太子静，后又还政于宣王，这种审度时势而定进退，尊而不喜，废而不怒，正是他具有政治家风度与才能的表现。
司马迁照理是应读过西汉所存战国时的书的，《史记》录自《吕氏春秋》的文字就很多。共伯和之事在诸子书中记载不少，他必无不知之理。但为什么他要灭没共伯和“干王位”之事，而别创周、召两公“共和”之说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司马氏以为摄行王政是一件大事，而这样的大事不见于孔子之书不足信，于是就把共伯和干政之说视为百家杂说，删去了共伯和干政之事，但“共和”纪元不能废，于是他循周初成王时周公旦代行王政故事而衍成臆想之说。两说并存久远。现在一般的通史或历史教材有取《史记》说（或将《纪年》说作为备注附于此说之后）；有取《纪年》说；有的干脆不注明谁人执政，只言“诸侯共管”。两说至今仍难确定孰是孰非，“共和”年间执政者是谁，也就成了至今难解的一个谜。
（金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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