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元帝时代（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关于天命的观点又取得了新的力量。这个时期进行了许多政策上的改变，它们是作为对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极端进步措施的具有改革性质的反动对策。这种变化伴随着出现了新的政治理论观点，而且也随之出现了相应的宗教上的变化。③
约在公元前45年，光禄勳匡衡以实行宗教活动的改革著名，他批评了许多政治问题并发表了对君权的看法。①他在这里包括这样的意思：统治者既然受命于天，他们的责任就是要传皇位于永世勿替。这种说法在一百年前可能已为董仲舒等少数人所接受，但在匡衡时代，它对许多人来说很可能带来了某种新的启示。匡衡描述了君权的延续性和神明降福之间的联系；这不仅指上天所赐之福祉，也指鬼神所赐的福祉。②他还援引过去的前例，主要是引用郁郁乎文的周室诸王的成例。匡衡更进而坚持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必要；指导人类的方式是应该使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本性，这样他们就能前进到更高的道德行为的境界。
在一个流产的企图更新汉王朝的五德之运的过程中，即在公元前5年，天命的重要性被突出了出来。人们甚至这样议论，汉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因没有产下一个皇子，也归咎于他不能上应天命。③此后不久，这条教义被班彪的《王命论》提了出来，它或许是中国文献中表述政治原则最完善和最清楚的文章。
班彪（大约公元3—54年）是班固的父亲，也是《汉书》的第一个作者。他曾经目睹王莽朝廷（公元9—23年）的兴起和灭亡，经历了最后导致刘秀（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中兴汉室的那个内战的年代。此文的目的在于向觊觎皇位的隗嚣和公孙述等人指出，刘氏完全有权称尊和实行统治。这篇杰出的论文④重申了帝国大一统的主张。这个主张已经王莽在不久以前予以确立，他托辞说是上天特授此任务给他的。所以很清楚地应该指出，光武帝的政权也会据此理由而得到支持，这一点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一开始，班彪的文章就重申人君统治之权本自天授的原则。其证明就表现在尧、舜、禹（夏代开国之君）这几位神话君主身上；他们都受命于天。虽然他们取得成功的情势不同，但他们恰恰在下面这样一件事情上是一样的，即他们全都是上应天命而取得帝位，并且符合人民的意志。统治的延续性可以上溯自圣君尧而直接传到刘氏，因为有许多事变和预兆都是这样显示的。在代表五行之一的赤色当运的势力下，这些事变和预兆都证明了其直接继承关系。只有在这种基础上皇权才有指望可得到鬼神的福祐，才能变成普天效顺的目标。
然后，班彪讨论了汉王朝所借以建立的环境。他直截了当地声称，民间普遍认为，汉室在乱世所赢得的地位是凭借它的雄厚的物质力量，其实这是错误的。他说，这种观点不了解神器——即御玺——乃天命之所归，是不能用智识或力量来强求的。由于这种误解，便产生了乱臣贼子，其原因在于它不能体会上天的原则，也不能领会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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