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好是坏，这项先驱性的工作影响到中国以后所有的目录学工作。它以其体系影响了文献观点，并且它作出的划分被认为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形成阶段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刘向和刘歆所编的书目，作为遗产，所留下的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分类却往往是错误的。他们的目录学对不同哲学学派所作的区分，一部分是根据司马谈（死于公元前110年）对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六家的划分，一部分是这种划分的扩大。①但是指出以下的事实相当重要，即这种区分在当时决不是严格的，因为秦汉的思想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专列为某一家，或者把自己专列为某一家，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当被刘向和刘歆归为某一家的一些作者的观点有相当部分互相重叠时，把它们贸然分为譬如儒家、道家或法家的做法决不是正确的。可是，由于后世接受这些划分，对这个阶段的中国思想形成了一种多少错误的看法，即认为当时正在发展各种旗帜鲜明的学派。事实上情况要复杂得多。
对中国思想的许多研究著作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被认为是三大学派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方面。这些名词应该谨慎使用，特别对正在发生重大发展的秦汉时期的四个世纪更是如此。对儒家的总的名称，必须分清至少两种基本的思想类型。第一种是孔子及其嫡传弟子的教诲，这些已经引起了许多赞扬和评论。但是，这些言论系统地阐述于中国第一个帝国成立之前的几个世纪，它们应用于秦汉时期政治和社会的情况，多少不同于应用于帝国之前战国时期的各国。第二，有些汉代思想家发展了一种更综合的哲学体系，它既包括孔子的伦理学，又包括宇宙论的思想，并且给帝权的行使提供了地盘。他们有时便称为“汉儒”。
与此相似的是，必须分清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在汉代以前形成的《道德经》和《庄子》这样的玄学著作，一是在汉代以后发展的阐述宇宙间自然秩序的系统学说。“道”这个词系统地阐述了这两方面的思想，但用不同的涵义来阐述；宇宙存在的系统学说包括了科学地解释宇宙的企图以及可以在《道德经》和《庄子》中找到的许多思想。这个情况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典籍《淮南子》中有详细叙述。但是除了这些差别外，道家这一总的名称也可用来包括与道家思想相对的、应该更恰当地称之为道教的活动。在公元2世纪道教正在形成过程中。它包括了许多仪式、典礼和纪律，道士们试图将其信仰与《庄子》等著作表达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但是早期的著作和道士们规定的信仰之间，其信念和思想存在着巨大的差别。①
部分地由于过分僵硬的分类，有人常常假定，儒家和法家对人和政治权威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决不可能调和。在这里，也必须更细致地和以比以往更少的僵硬的先入之见，对这两“家”进行比较和对比。秦帝国在诸如商鞅、韩非、申不害和李斯等人的纪律原则和现实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和进行治理，这无疑是正确的。②但以下的情况虽然没有一直强调，但也是正确的，即到了汉代，它采纳了法家大师们所陈述的原则，同时在政府的机构内准备对这些原则进行改造和归纳，并给孔子以尊重。在汉末的几十年中，几个主要的思想家号召恢复通常被认为有法家渊源的原则和国家政策。①
出于以上的这些原因，凡是以下出现“儒家”、“道家”或“法家”的地方，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将考虑到变动的情况和正在演变的生活态度。它们并不指有明确定义的哲学学派。
① 关于这个时期知识文化发展的总的记述，见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普林斯顿和伦敦，1963）；徐复观：《两汉思想集》（台北，1976）；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牟复礼英译（普林斯顿，1979）。 ① 见第1章《焚书坑儒》。 ② 见钱存训：《竹书和帛书：中国书籍和铭文的开始》（芝加哥和伦敦），第131页以下。关于蔡伦以前造纸证据的综述，见王菊华、李玉华：《从几种汉纸的分析鉴定试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载《文物》，1980.1，第78—85页。 ① 关于王充找书困难的情况，见第11章。关于《史记》的流通，见《汉书》卷六二，第2737页。《史记》卷一三○，第3319—3320页记载了怎样处理《史记》两种抄本的论述。见何四维：《〈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的可靠性问题》，载《通报》， 61∶1—3（1975年），第86—87页。 ② 关于这个书目的编制情况，见范德伦：《论管子的传布》，载《通报》，41∶4—5（1952），第358页以下。 ① 关于司马谈对此六家的区分及对各家优缺点的评论，见《史记》卷一三○，第3288页以下（狄伯瑞：《中国传统的来源》第1卷，第189页以下）。又见莱昂·旺德默埃什：《法家的形成》（巴黎，1965），第5页以下。 ① 关于这些差别和发展，见本卷第15和16章。关于对道家的全面研究，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小基尔曼英译；马克斯·卡顿马克：《老子和道家》，罗伯特·格里夫斯英译；克里斯托福·施希佩：《道家文集》（巴黎，1982）。 ② 关于这些作者的情况，见戴闻达：《商君书》；伯顿·沃森：《韩非子主要著作》（纽约和伦敦，1964）；顾立雅：《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申不害》（芝加哥和伦敦，1974），特别是第135页以下；本书第1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 ① 关于贾谊和晁错的法家态度，见本书第2章《贾谊和晁错》。关于后汉时期的发展情况，见本章《整饬风纪的号召》和第15章《推行法令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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